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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为严峻的事态下,的确很难以简单的结果来论英雄。“论政策制定水平,伯南克比格林斯潘高明得多。”李稻葵表示,对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接受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伯南克,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史是必修课,伯南克对宏观经济的运行、经济危机的传播机制及金融市场如何影响实体经济非常了解,格林斯潘则是“棒球明星”式的人物。
李稻葵举例说,去年9月次贷危机爆发之初,伯南克就大幅降息50个基点,当时也引起了很多“政策过激”的批评。但现在没人再批评他当时的措施了。如果当时未采取这么“激烈”的政策,可能现在局面更糟。
与此相比,1998年格林斯潘三次降息的举动倒在事后引起了反思式的批评。一些专家认为,当时美联储反应过度,导致不久后就不得不转入升息通道。
救市成本升高
由于相信美国政府决策层为应对次贷危机做了最好的准备,李稻葵在《次贷危机的重大战略机遇》中乐观地表示:“部分是运气,部分是美国金融体系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美国金融体系不至于因为次贷危机而步入整体危机的深渊。”
虽说金融危机发生时,当务之急是阻挡火势的蔓延、进而灭火,但不能不说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历史表明,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遏止金融危机的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不过李稻葵认为,成本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并非道德风险,而是因为央行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力越来越小。
“美国货币当局对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资本市场的规模远超过货币市场的规模,特别是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被创造出来,这使货币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次贷产品就是一例。因此央行的控制力大幅下降。”他分析说,“当今金融市场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超过5年、10年前了,危机的拯救成本自然越来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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