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的金融资本主义转型解释，其中挑战依然很大

Loya路亚

　   作者：马丁·沃尔夫


　　在萨卢斯特(Sallust)的《朱古达战争》(Bellum Jugurthinum)一书中，朱古达王子说：“在罗马，所有东西是可以卖的。”

　　法国前总理、社会党人莱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表示：“拥护市场经济，反对市场社会。”

　　共产党人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曾提到的“永久性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适用于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这是唯一堪称永久革命的经济体制。约瑟夫·顺彼得(Joseph Schumpeter)称之为“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如今，随着其对手的衰亡，另一个革命时期已然来临。资本主义正在进行又一次变异。

　　20年前制度上的现象——显眼的国内商业精英、对企业的稳定管理控制以及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消失在经济历史的长河中。在另一方面，我们见证了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乃至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我们正见证着20世纪中叶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

　　金融业“松绑”

　　最主要的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饱受遏制的金融行业再次摆脱了束缚。许多新的进展源自于美国。但它们正越来越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有新的经济活动和新财富，还有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首先，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称，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316%。2005年，全球核心资产存量已达140万亿美元。

　　金融资产的大幅增长在欧元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金融资产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从1995年的180%升至2005年的303%。同期内，英国的这一比例也从278%升至359%，美国则从303%升至405%。

　　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特征远为明显。1980年，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2%。到2005年前，这一比例已降至27%。在银行体系中，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而凭借其向客户的长期贷款和与客户的持久关系，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评价最近发生的资本主义转型呢？它是件“好事”吗？

　　支持者的论据可能是强有力的：积极的金融投资者会迅速识别和攻击低效资本；通过这种做法，他们能提高所有地区的资本效率；他们将市场规律施加在现任管理层身上；他们为新型活动融资，并将低效的陈旧活动转移到那些能更好利用它们的人手中；他们建立一种更好的全球能力，来应对风险；他们将自己的资本放在世界上最有利于其运作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非常普通的人获得了更为成功地管理其资金的能力。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新型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监管、社会乃至政治方面带来了大量新的挑战。

　　乐观主义者会辩称，新金融体系在效率和稳定性的融合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开投保的银行不仅承担的风险少于以往，而且还能更好地管理它们的确要承担的风险。乐观主义者还可以谈到全球金融体系在应对2000年全球股市泡沫破裂和2001年恐怖主义袭击时的轻松状态（他们的确也这样做了）——特别是当时没有任何大型银行倒闭。他们还会指出，这十年中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在降低。

　　悲观主义者则会辩称，货币条件处于良好状况的时间过长，使得体系内正在积累大量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是无法识别和控制的。他们还会辩称，新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仍未经过考验。

　　对于依旧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监管机构而言，对一个如此复杂而又具有全球性的体系进行监管，是一项崭新的任务。合作已经有所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及其国家级同类报告，都提供了有用的风险评估。新的团体（特别是1999年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将监管机构集合起来。但只有经过严峻的压力，才能对这一体系进行良好的测试。

　　监管方面的挑战已经够严峻了。但它们远不是唯一的挑战。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对其称之为“市场社会”的敌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强大的政治联盟正在形成，以遏制新“玩家”和新市场的影响力：工会、现任经理人、国家政客和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感觉受到了逐利机器的威胁，人们即使不认为这种机器惨无人道，也会认为它是冷酷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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