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兴起之新探
王建波
自加拿大国家建立， 魁北克就一直存在分离或离心的趋势。但是魁北克分离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是在20 世纪70 年代，1968 年魁北克分离主义的担纲者———魁北克人党成立，1973 年一跃成为魁北克议会反对党， 而且魁北克人党在这年的大选中极为张扬分离主义，“1973 年的选举俨然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1](p295)。1976 年，魁北克人党作为一个地道的分离主义政党， 更是赢得魁北克大选， 获得了日后策动和主持旨在争取魁北克政治独立的全民公决的机会。
一、已有的论说
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兴起， 给加拿大联邦主义带来惊心动魄的挑战， 也给学界和思想界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一时间国内外学界纷纷著书立说，成果丰富，但今天看来其说服力仍嫌不足。首先，国内学界加拿大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是涉及魁北克分离主义的成果有十几篇文章。择要而言，或从魁北克问题的历史渊源寻求其分离主义的根源， 或从语言文化视角强调加拿大英法两族裔之间文化的冲突，或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现状和外部影响等全方位立体式剖析[2]。不过总的说来偏于宽泛解读， 单就短时期内魁北克人党的创建和发展壮大，迄今没有专论详解。国外学界在此问题上自然成果多多且立论相对犀利，影响较大的论说有三：“内部殖民地”说，对60年代改革运动的文化反弹说， 还有法裔新中产阶级说。
“内部殖民地”说以魁北克作为法国殖民地――新法兰西曾被大英帝国征服的历史为基调，分析当下族裔和语言所代表的不公平的劳动分工，从阶级角度强调英裔对法裔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指出魁北克分离主义兴起类似于第3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3]（P21）。在笔者看来，“内部殖民地”说过分放大了英法7年战争的后果和影响。实际上，以英裔为主导的加拿大联邦政府对法裔的统治是相当宽容的，比如，允许和支持法裔天主教会继续主导魁北克社会， 在加拿大公共管理机构使用英法两种语言，联邦官僚机构中法裔占据一定比例，而且比例逐渐增大。魁北克人党的创始人、“魁北克现代民族之父” 莱维斯克也承认，“法裔魁北克过去是（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上受虐待最小的殖民地”[4]。所以，尽管莱维斯克不时地将魁北克的英裔比作“罗得西亚人”，但殖民地论说在魁北克人党的政纲中不占主题地位。殖民地说的确为魁北克极端分离主义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所信奉，但是该组织只是魁北克分离主义的一小脉小支流而昙花一现。
加拿大学者克尔曼认为，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兴起是对60年代改革的反动。他认为60年代的激进改革瓦解了魁北克的传统文化：不仅瓦解了作为法裔传统文化核心的天主教，而且引进的外来价值冲击了法裔文化的另一支柱———法语，从而导致法语文化陷于危境。60年代后期兴起的分离主义运动就是力图扩大魁北克的自治权力，以维护和挽救岌岌可危的法语文化[5](P18-19)。的确，法语传统文化到60年代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显出走弱的态势，分离主义也肩负了振兴法语文化的使命，但是莱维斯克版本的魁北克分离主义的终极目标是魁北克的全面现代化。作为60年代改革的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莱维斯克对60年代的改革持热情肯定和弘扬态度，“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的确在‘追赶’的艰难道路上取得了一些进步，这条路把我们引向更有希望的新时代。……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完成，我们所作的只是一个开始”[6](P18)。所以，克尔曼的文化反动说显然有失片面和极端。
法裔新中产阶级说在国际学界颇有影响力[7]（P15）。它认为， 二战以后形成的法裔新中产阶级既是60年代改革的推动力量，也是魁北克分离主义的主力军。他们出于自身地位和权力的诉求，鼓吹国家职权扩张，支持民族主义。笔者认同法裔新中产阶级论说的基本观点，因为魁北克人党的成员特别是领导层确有特别大的比例来自法裔新中产阶级。但是该说还有明显的完善空间：它排除法裔新中产阶级成员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因素，而且将法裔新中产阶级成员一概而论，混淆了两个基本命题“分离主义的支持者大部分是新中产阶级成员”，和“大部分新中产阶级成员是分离主义的支持者”，忽略了很多法裔新中产阶级成员是联邦主义者的事实。
总之，上述3种观点虽然从不同视角提供了理解和认识魁北克分离主义崛起的有价值的启示，但各自存在不同侧面的说服力不足。鉴于此，笔者截取50年代到70年代初这一时段，从法裔新中产阶级的内部派别、魁北克的政治气候以及魁北克与联邦政治的互动3个方面， 就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兴起进行重新解读。
二、法裔新中产阶级激进派
法裔新中产阶级形成于20世纪40~50年代，自身条件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成为50年代以来魁北克社会变革的主力军：首先，他们受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高等教育，能够从事商业经营、行政管理、社会服务、教育和研究工作，但是当时的魁北克却无法满足他们的社会地位诉求，因为经济部门基本为英裔经济精英所控制，社会机构为天主教会控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职能非常有限。其次，他们有比传统中产阶级（医生、律师、公证员、中小业主等构成）更现代、更进步的思想。再次，以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现代思想，很自信能够理解和驾驭魁北克的社会经济发展，“新中产阶级遇到了他们的英雄，也就是他们自己”[8](P214)。最后，他们有的创办或主编刊物，有的是电台或电视台的名人，有的从事教育，有能力也有平台积极鼓吹变革思想。
虽然魁北克社会落后，经济为英裔控制，但是政治权力却牢牢掌握在法裔手里，因为法裔人口占魁北克选民的绝对多数。所以，法裔新中产阶级成员有一个共识：加强魁北克国家干预，利用国家的力量加速魁北克法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并扭转法语文化走弱的局面。但是在魁北克与加拿大联邦之间的关系定位上， 法裔新中产阶级成员之间颇有分歧。少数任职于联邦官僚机器的成员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或同情魁北克的联邦主义者，如后来的联邦总理特鲁多和国务卿皮里提埃；多数在魁北克的法裔新中产阶级成员分为两派：一派以魁北克自由党为大本营， 信奉改革联邦主义或修正联邦主义， 另一派即是以原自由党内阁部长莱维斯克为代表的激进派， 主张魁北克与加拿大联邦政治分离，他们也是魁北克改革的激进派。1960 年魁北克自由党携裹着法裔新中产阶级的变革动力登上魁北克执政舞台， 启动了社会和政治现代化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性质的改革。莱维斯克受邀加入自由党， 并成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灵魂人物。
在改革过程中， 莱维斯克痛感魁北克权力和资源的不足。从局部来看，魁北克的财税资源对莱维斯克力推的改革起了挚肘作用。1962 年身为自然资源部长的莱维斯克力主将魁北克水电公司国有化， 因为英裔私人控制的水电公司将大部分电力输往美国， 魁北克本省的中小企业和居民用电价格更高， 国有化后无疑会有利于本省经济的发展，改善魁北克民众的福利。但是国有化所需要的资金对魁北克政府来说，却是巨额负担，自由党内阁持消极态度。英裔控制的魁北克金融界也威胁自由党政府：如果一意实施如此改革，不但现在政府不会从他们那里筹到款项， 将来即使其他用途也难借钱。莱维斯克一边向总理莱瑟维施加压力，迫使内阁通过； 同时派人联系美国华尔街的投资商，最后从华尔街借到钱，完成了平静革命中意义重大也比较成功的一项经济改革。
从全局来看， 平静革命改革计划与魁北克财政实力之间反差太大。一方面，二战以来加拿大各省的财税资源受到联邦挤占，连特鲁多也承认，各省的税权不足[9](P362)。自二战期间，各省将主要财政来源———所得税权“租借”给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允许省征收50％的不动产税。各省从联邦政府得到10%的所得税返还， 而且是以拨款大学等方式实现的。鉴于60 年代开始各省政府职能扩张，开支猛增，60 年代初“税权租界协议”被新的财政协议所代替：省所得税返还增加到16%，不动产税权由50%增至75%。但是战时的税权分配结构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另一方面，魁北克60年代的改革计划宏伟，成本庞大。1961~62 财政年度，教育支出比1956~1963 年度增长了一倍多；医疗开支1962~1957 年度比1961~1962 年度增长了24％；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需要增加投资。选举和公务员方面的改革也耗资巨大。依照自由党在1961~1966年的预算增长幅度推算， 若其连续执政30 年，魁北克将成为北美征税最重负债最多的政府[10]。因此看来， 新的财政协议所产生的财权让渡相对于魁北克的改革计划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难怪莱维斯克谓之“开胃品”。
到1965~1966年自由党濒临下台，改任家庭和福利部长的莱维斯克发现，由于财政困难和自由党内阁的畏缩态度，改革和创新越来越难以贯彻，每一项涉及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创新都最后进入了死胡同。莱维斯克感叹，“在莱瑟维政府里我失去了很多梦想，像以前的很多政党一样，自由党陷入了金融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妥协陷阱中”[6](P19)。1966年改革寸步难行，自由党下野。以莱维斯克为代表的激进派与以莱瑟维为首的温和派之间矛盾公开化，并导致两派分道扬镳。莱维斯克认为改革的失败应归咎于魁北克的资源不足和温和派的妥协，决意继续和深化魁北克60 年代未竟的改革，而且选择了通过政治主权诉求以获得必要的权力和资源，“任何经济解放必须来自政治主权，60年代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6](P87)1967年10月，莱维斯克提出的分离主义主张在自由党例会上被否决，莱维斯克便率领支持者退出自由党，着手组建自己的政党，即后来的魁北克人党。至此，以莱维斯克为代表的法裔新中产阶级激进派形成。
三、魁北克政治的潜规则
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激进的民族主义政治气候是分离主义兴起的温床。这种政治气候的形成既有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因素，也缘于二战以来联邦与省两级政府之间职权扩张引起的碰撞。
众所周知，魁北克的前身是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新法兰西。虽然7年战争后魁北克易主英国， 但是加拿大法裔仍保持着不同于英裔的认同支柱———天主教信仰、法语和法国民法。后来随着英裔和其他欧裔移民的陆续涌入，法裔由人口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优势族群沦为加拿大的少数族裔，尽管如此，大多数魁北克法裔仍然相信，他们是加拿大两大立国民族之一，加拿大联邦的建立是法裔与英裔两个民族之间协议的产物。战后，魁北克又在原来的理解上增加了这样的理念：魁北克是加拿大唯一法裔人口占多数的政治实体，魁北克乃法裔加拿大的基石。
基于此，魁北克所有关心政治的人，无论是联邦主义者还是分离主义者，都一直想当然地认为，无论魁北克留在联邦内还是分离出来，都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和特殊待遇。
二战以来， 魁北克与加拿大联邦之间的关系呈愈益紧张态势。除了战时征兵危机和强行“租借”省的财税权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战后加拿大在奉行凯恩斯主义加速国家建设中，联邦政府在社会文化领域僭越了《1867宪法法案》规定的省权辖区。而与此同时，魁北克扩张政府职能建设福利国家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两级趋向扩张的政府间关系无可避免地趋于紧张，魁北克民族主义情绪趋于激化。于是，魁北克政治气候渐为激进民族主义话语所主导，各个政党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竞相表明强硬的对联邦关系立场———在竞选时无不承诺“我们的党比你们的党能够赢得更独特的地位”[11](P245)，上台后都力图寻求某种形式的特殊地位，或是权力或是资源。魁北克政府的主要目标，俨然“一直是争取省的文化、财政和政治自治最大化，尤其是扩张省的职权寻求特殊地位，无论是关乎宪法文本还是别的”[12](P208)。 那个时代， 即使最保守的政治家也口口声声地要革新和采取激进措施。在魁北克“保守党”――民族联盟执政期间（Union Nationale,1944 ~1960），魁北克政府推出了两项民族主义“创举”：1948年魁北克的议会大厦上降下了英王国旗，升起了魁北克自己的省旗；1954年开征自己的所得税，与加拿大联邦政府发生了第一次正面权力冲突。
进入60 年代，魁北克自由党提出“做自己屋子的主人”的口号，和“魁北克是一个与其他省不一样的省”。尽管莱瑟维“是一个怀有强烈地方忠诚的联邦主义者”[13](P390)，但利用民族主义的动员取得了显著的胜利：魁北克退出了加拿大正在运行和提议中的社会计划，并从渥太华得到了全额的财政补偿。莱瑟维拒绝了1965年联邦政府出炉关于修改宪法的富尔敦－法弗隆方案，理由是它不能保障魁北克参与加拿大国家决策的权力、法裔加拿大语言和文化发展的权力、以及魁北克政府职能扩张的手段。后来在魁北克这被诠释成关于修改加拿大宪法的魁北克单独否决权。莱瑟维还成功地确立起魁北克在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在伦敦、纽约等单独派驻领事；魁北克独立与法国政府签订文化和经济协议。60年代初魁北克政治精英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动员与渥太华讨价还价以实现魁北克的利益最大化，被称之为“切黄瓜改革”技术：“每当它需要更大的权力，就从联邦切下一块来。只要这种变化没有写进宪法，魁北克政府就这样干下去。”[14](P17)
1966年重新上台的民族联盟大大提高了民族主义的调门。早在1963~1965 年间当时作为反对党的民族联盟首领约翰逊提出了“不平等就独立”的口号，正式声明：魁北克应被称为国家（State）而不是省，魁北克人的理想是“掌握魁北克的命运，以平等的合作伙伴身份参与加拿大事务的管理”[15] (P648-649)。正是靠着这样的民族主义高调煽情和利用广大农村人口对60年代改革的不满，民族联盟才得以重新上台。
如果说民族主义一直是魁北克200多年历史中影响政治的主色调，那么到60年代激进民族主义话语动员则成为魁北克政党政治的潜规则甚至铁律。作为50年代末进入魁北克政坛的政治家，莱维斯克亲自推动和参与过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讨价还价，对魁北克政治的游戏规则有着现实的认识。他决定将法裔民族主义的大旗高举下去，“我曾许诺，在现存秩序下即魁北克作为一个省而不是一个准主权国家来玩游戏和治理魁北克，但现在虚假的联邦制度的秩序实际上使渥太华僭越所有的省权，因此游戏的规则就是不断地加大力度与联邦权力作斗争”[6](P112)。
四、特鲁多联邦政府的刚性应对
魁北克与加拿大联邦之间的政治冲突注定会升级。1968年莱维斯克成立了魁北克人党，就在同一年， 加拿大人便将特鲁多这位强硬的加拿大联邦主义者推上了联邦总理的座椅。在特鲁多看来，魁北克问题固然有联邦宪法的原因，但加拿大联邦主义并不存在实质性缺陷，宪法不需要大幅度修正。60年代联邦政府对魁北克自由党政府的让步，反而使得魁北克得寸进尺，“盛宴只能使得省更加饥饿”[9](P374)。特鲁多告诫魁北克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必需弃绝，魁北克的未来在于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合作。
特鲁多对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强硬立场在“十月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970年10月，极端民族主义组织———魁北克民族解放阵线的几名成员先后绑架了一名驻加拿大英国外交官和魁北克自由党政府劳工部长，并提出公开宣读民族解放阵线宣言、释放关押的犯罪成员、提供赎金等要求。以《责任报》主编、后来的魁北克自由党领袖莱恩、莱维斯克和社会名流组成的魁北克“魁北克13名人”，联名倡议魁北克政府自主通过谈判解救人质。而魁北克自由党政府则请求特鲁多联邦政府支援，结果，特鲁多政府强力介入，出台了“战争措施法”，联邦武装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
十月危机是魁北克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多年以后，对事件的解释依然带有党派偏见。但是有两点是肯定的：其一，到1970年底，被拘捕的总共453多人，被监禁达3周，只有18人被证明有罪，其他435人没有提起控诉而被释放。在战争措施法出台的次日，找到了劳工部长的遇害尸体，似乎证明了战争措施法的合法性。其二，特鲁多打击的矛头对准莱维斯克和魁北克人党。面对媒体的追问，特鲁多坚称有可靠的信息证明魁北克当时存在政治阴谋。魁北克人党的活动被非法监视，情报被窃取。最初只有少数魁北克民主团体怀疑战争措施法实施的必要性，谴责特鲁多践踏民主，后来越来越多的魁北克人认为联邦政府对绑架事件反应过度，特鲁多只是借机强力打击分离主义运动，但是违背了他自己一贯鼓吹的自由和民权。有人甚至披露魁北克政府是在特鲁多的压力下才“请求”联邦政府介入的。
危机结束后，特鲁多不无得意地宣称“魁北克分离主义死了”[16](P152)。的确，短期内魁北克人党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魁人党党员一年时间里从80000多人降到了30000多人。但是，稍加长远观察就发现，魁北克分离主义反而被激化和壮大了。首先，极端派在魁北克人党内占据了上风。十月危机后的愤懑情绪笼罩了1971年2月的魁北克人党例会，党内极端派首领布尔高特被选进了执委会，他所奉持的武装暴力路线为多数党员所接受，并且最后通过决议———魁北克人党一上台即宣布独立。其次，魁北克一些联邦主义政治精英因不满特鲁多的做法倒戈加入了魁人党。例如，原魁北克民族联盟总理的儿子皮埃尔·约翰逊，认为特鲁多将所有的民族主义者界定为恐怖主义者，愤怒之下，加入了魁人党，做过魁北克人党内阁的劳工关系部长，80年代中接替莱维斯克做党魁。魁北克分离主义大鳄布尚德60年代曾是联邦自由党党员，做过魁北克自由党候选人。但是，十月危机发生后布尚德对特鲁多感到很失望，于是1972年加入魁北克人党。90年代自组魁北克人团，复兴莱维斯克的“主权－联系”运动，成为1995年公决的主导力量。最后，分离主义得到了魁北克更多民众的支持。1973 年魁人党以分离主义为主题参加选举，结果魁人党支持率上升， 虽然没有成功上台，但取代民族联盟成为魁北克议会的反对党。
面对十月危机后更加棘手的局势， 特鲁多本人不得不承认“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17](P283)。特鲁多的好友、国务卿皮利提埃也经常劝告特鲁多，他的对抗政治将会导致极端后果。特鲁多僵硬的应对遭到了政治同道的批评，莱恩这样评价特鲁多的对魁政策，“他的不屈不挠的加拿大统一的理想，经常使得他反对魁北克，原本可以竭尽全力寻求与魁北克有意义的合作”[18](P244)。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以莱维斯克执掌的魁北克人党为载体的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兴起，其实质是代表法裔新中产阶级的激进势力，在魁北克60年代的政治潜规则的助推下，用进攻型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大众动员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得到其改革所需的权力和资源。而特鲁多联邦主义当局基于“不屈不挠的”联邦主义信条对魁北克问题的处理刚性有余，柔性不足，遂使得原本存在种族隔阂的联邦与地方关系恶变出分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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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4 期（总第243 期）学术论坛ACADEMIC FORUMNO.4，2011（Cumulatively NO.243)
[摘要] 关于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兴起，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但各自存在不同程度的说服力不足。重新审视上个世纪中叶前后的魁北克历史，关于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兴起，或可给予更有说服力的解读。以魁北克人党为代表的法裔新中产阶级激进派，在60 年代魁北克政治气候的助推下，用进攻型民族主义话语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得到其改革所需的权力和资源；而特鲁多执掌的加拿大联邦政府应对魁北克问题过于刚性，使得原本存在种族矛盾的联邦与地方关系恶变出分离主义。
[关键词] 加拿大； 魁北克； 分离主义； 兴起
[作者简介] 王建波，内江师范学院政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国际魁北克研究协会会员，四川内江641112
[中图分类号] D5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1)04 - 0185 -05[责任编辑：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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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9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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