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危机

 找回密码
 快捷注册(禁q号)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广告位
查看: 1123|回复: 6

2016特别专题。

[复制链接]

1324

主题

6万

积分

3

精华

信息监察员

金钱
60753 美元
权重
216
发表于 2016-1-17 09: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美国副总统欲卖房救儿,这才是真实的中美差距
特别关注 编辑:四维金融 发表于 2天前 点击:212次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12日夜晚发表了他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宣扬了他的成绩并凸显他对未来的愿景。而近日,有网友对比了美国和中国在财政赤字、国民消费观念、企业家决策方面的种种不同,揭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美差距,发人深思。
1
美国副总统乔·拜登11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他去年病逝的儿子博·拜登接受癌症治疗期间,总统奥巴马表示愿意帮忙给点钱。
拜登回忆说,那天吃午饭时,他说正考虑卖房筹钱,给儿子治病。他担心,如果博·拜登因为生病而从特拉华州总检察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没工资了,“不过,我能解决这个问题,吉尔(乔·拜登的妻子)和我会卖掉房子”。奥巴马听了这些,站起来说:“别卖那栋房子,向我保证,不会卖房子!我会给你钱。不管你需要多少,我都会给你钱。乔,别卖房子,请向我保证。”
2014年,奥巴马一家的收入不到48万美元,副总统大概23万美元。而仅2015年,中国落马省部级以上官员就达到71人,贪污金额基本都在千万以上。
2
中国和美国都遭遇财政赤字扩大的困局。不过奥巴马远非大家想象的那样无能,情况可能刚好相反。是的,美国财政赤字在暴增,但是,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没有用于增加军费,没有用于增加公务员工资,没有用于增加政府的公款消费。那么,钱去哪了?
美国用联邦赤字扛下了企业融资成本,并大幅度提升了企业利润。美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几乎为零,低利率成为企业实实在在的利润,他让美国企业在危机中得到发展。我们看到,最近几年,美国股市屡创新高,美国企业盈利水平在提升,企业投融资活动非常活跃,科技研发和产品创新在加速,全民就业水平在不断提升。
对比中国,虽然我国GDP突飞猛进,但股票市值屡创新低。是企业不努力吗?当然不是。与美国情况恰恰相反,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企业是被金融成本压垮的。职能部门非但未能压低企业融资成本,相反,影子银行等所谓的金融创新让融资成本飙升,企业利润被蚕食。另外,中国企业还要承担制度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以及超级地租。种种这些束缚了发展的脚步。
3
有中国学者提及“美国奥巴马搞社会主义”,的确,美国人不少也这么认为。这些政策中包括了美国全民健保和一系列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这些开支占了美国财政收入的的一大半。与欧洲那些福利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美国人同时也十分看重减税对促进经济的作用,而不是依赖税收制度搞平均主义国民收入再分配,这点是许多人忽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绝然不同,它是建立在国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上的体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全国人民为了这一共同目标奋斗,人成为了经济中的生产资料一部分,但人本身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美国政府从来不宣传“以人为本”,这本来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理念,而中国一再强调“要以人为本”,这让不少人感到陌生,马克思们把具体的人都变成了抽象的“劳动时间”,然后把“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当成了“中国人口红利”,随之推出了一系列利用挖掘人口资源的政策,包括计划生育,教育,医保,商品房等等,国家财政担子逐步传递给了个人,结果形成了巨大消费紧缩作用,大家都怕自己没钱,于是拼命存钱,形成了世界国民中最高的储蓄比例。
中国有了这么一笔巨大的国民储蓄,让美国那些一屁股债的家庭感到羞愧了吗?没有,因为这笔巨大储蓄放到银行里被用来作为增发货币的“锚”,增发的货币被用来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当然主要是拉动那些僵化的国企。这些国企是国家的嫡系部队,有的是垄断利润的独占者,也有的是烧钱大户,他们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大框架。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为国家机器提供财源,但他们也通过巨大的产能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市场,通过政策优先占据了很大一笔生产资源,大大压缩了私人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这种体制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但没有促进国民企业发展,反而造成了其发展的沉重负担。
4
更为具体的例子是:在美国的一个地方发现了煤矿,当地政府举行了听证会,让选民投票表决,通过把开发权给了一个矿业主。条件是开一处煤矿必须填平一个山坳,同时种满树木。矿主一想那有何难,就答应了。挖出煤了,矿主收入一亿美元,很多人都移民到了这个矿区,大家要求升工资,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矿主把收入的一半发了工资,其余的再投入到环保和生产中。最后,煤矿挖完了,矿主一家人也在这个地方住习惯了,他投资了一所中学,一所电影院,一所银行,一所医疗器材企业,这个城市就是他的命根所在,这里的工人家庭也纷纷改行,但都继续留在这里养家生息。这个故事是典型的现代美国经济模式。
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中国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煤矿,当地政府招商开始,许多官员到处搞权力寻租,纷纷占据要职。一位官员的朋友凭借关系要到了一笔银行贷款,吸收了大笔官员入股,终于拿到了开发权。矿主和官员都急于回本,尽力降低环保和人力成本,收入六亿人民币,只拿出一亿发工人工资,工人都是从各省来到临工,单身打工,于是到处都是工棚和临时机械,甚至娼妓出没。后来官员们都很快捞回了本钱,还赚到了红利,矿主干脆用煤矿做抵押,借入一笔更大的银行贷款,搞房地产开发,一是为当地官员朋友提升政绩,二是当地的确有需求。最后楼房价格炒的很高,但煤矿却挖完了,那些临工根本没有钱买房,更不会把家庭带来住,反而都因为没有工作离开了这个地方,矿主一看不妙,把手中现金带到国外和老婆孩子团圆了,结果,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座鬼城。
这两个故事说明了民主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关键促进作用,它限制了资本家的权力,更限制了官员的权力,把权力分给了所以人,让所有人利益均沾,各得其所,大大提高了消费者信心。表面上看,国有制可以搞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却没有提升社会整体消费能力,暴富的人最后会把钱带走到国外消费,贫穷的人会另寻活路,一场轰轰烈烈的开发偃旗息鼓。


1324

主题

6万

积分

3

精华

信息监察员

金钱
60753 美元
权重
216
 楼主| 发表于 2016-1-17 09:55 | 显示全部楼层
交易员里的历史学家:从长城看中国民族性和人民币汇改
特别关注 编辑:四维金融 发表于 7天前 点击:87次
长城是中国的象征,中国人往往引以为豪,据说长城是人类登月后唯一肉眼可见的人造建筑物。
中国人最初修建长城的目的在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自战国时代伊始,齐、燕、赵、秦都修建了自己的长城。秦横扫六国统一中国后,在北方四国长城基础上修造了秦长城。秦长城的修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成为秦帝国灭亡的重要诱因。修长城本是为了巩固统治,结果却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有人不禁要问,长城是不是中原王朝抵抗北方游牧民族边患的最好方法呢?
在漫长的北方国境上,靠单一浅纵深防线抵挡游牧民族不是积极主动军事思想的产物,即使在冷兵器时代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从实际效果来看,长城并没有消除北方的威胁,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契丹、明之鞑靼瓦剌皆然。况且长城作为重要的国防工程,成为整个中国对外军事战争的依托,也就成为中原王朝其后制定任何军事战略首先要照顾的限制条件,甩开长城的军事战略都可能首先要被摒弃的,因而极大地限制战略制定的灵活性。
从经济角度看,虽然笔者缺乏确切的数据来比较分析,修建长城的费用和其后的维持成本无疑是个无底洞,比直接发动一场战争不一定来得低。
漫长长城加之其中的关隘、敌楼、烽火台、驻兵的城堡都是在人迹罕至的边塞修建的纯军事工程,往往缺乏经济生命力。为了维护这些设施同时满足驻军的军费,历代投入大量物力人力,成为财政的沉重包袱。宋以后北方经济逐渐凋敝,北方驻军的粮秣往往依靠南方接济,又形成了沉重的运输负担。而明清时代为了完成军粮运输,不得不向盐商派发盐引,直接加剧了盐业官营,制约了民间经济发展。
长城的修建无形中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原王朝单一威胁的形成。没有长城,北方游牧民族可以各自未战,纷纷形成对中原王朝的侵扰,但是都无法形成足够威胁,容易被中原王朝各个击破。有了长城,弱小北方民族无法南侵,只有先行融合,才能叫板中原王朝,这极可能就是自有长城以来历代中原王朝都会面临一个主要北方竞争对手的根本原因。长城无形中形成一个筛子,过滤掉局部风险,留下系统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城不是一个好的风险管理系统,因为系统性风险恰恰是中原王朝真正的威胁。
长城改变了汉人的民族性:没有长城时,汉人自信、开放、活波;有了长城,汉人封闭、偏狭、暴躁。长城修得越完备,那个中原王朝就越糟糕。明朝就是明证,有明一代,除了太祖、成祖、宣宗、孝宗,几乎找不到称职的皇帝,宦官、党争、倭寇、蒙古都自始至终纠缠在一起。越不重视修长城的王朝,如大唐、满清相对开放、自由、自信。这是个必然还是偶然?也许有很强地相关性,留待能人论证吧。
长城既然不是最优的抵御外侮方案,那么为什么又成为最后现实的选择呢?
我想有几个原因:
一、兵为凶器,存在巨大风险,中原王朝没有必胜把握,与其甘冒政治军事风险不如付出经济成本,经济账或许不是政治家最大的考虑。
二、开国君王犁庭扫穴或许能将胡虏赶走,但对后代是不是有自己的本领自信不足,与其让子孙冒险,不如退而求其次。所以每逢开国,那些英主都会尽量消除边患,降低后代不肖子孙的难度。
三、制度依赖。历代皆修长城,修长城形成惯性思维和制度常量。不修长城亡国亡党是要背负责任的,修了长城至少可以降低罪责。反正朕该做的都做了,朕非亡国之君,尔等皆亡国之臣,言之皇皇。
四、长城作为阶段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被提出,之所以这么推测是因为秦始皇雄才大略,断不会永远采取这样的笨办法,遗憾地是没有等到最终方案拿出来,最初设计这个方案的君王就谢世了,后辈把这个阶段性的方案当做永久性的方案,并抱残守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才罢休。
长城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但似乎一直没有等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当代总是去宣扬长城的伟绩,忽略长城的消极。我并不是认为长城一无是处,也不敢妄断前人都是功过是非。但长城对于中华的象征意义,和大熊猫、龙一样,都并非十足的美好,给我们更多自省的空间。
长城以及长城思维至今仍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这种思维模式也依稀能在人民币市场里觅得踪迹。
自05年8月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就踯躅不前了,虽有修修补补,始终没有大刀阔斧的改变,仿佛依稀看到我们自己修造起了汇率的万里长城,自顾自地在自己的天地里陶醉起来了。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宽幅盯住美元,保持有节奏的小幅升值,人民币对美元保持正利差;另一方面,央行持续干预汇市,形成滚雪球般的巨量外汇储备,且多以认购美国公债等低利率产品,相当于补贴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同时为了对冲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央行不断提升存准率,反复使用回购、央票治理通胀,短周期现象愈演愈烈,影子银行大行其道,房价高企成本上升,产业竞争力日渐衰竭。
任外面歌舞升平也好,洪水滔天也罢,躲进小楼成一统,混过春夏与秋冬了。
改革的成功固然需要天时地利,但这些都离不开人力,离不开大胆尝试的勇气和实干。不打破我们自己修造的万里长城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断难成功了。修造长城原本只是抵御外侮、消除边患的手段,并不是最终的目标。当消除边患的目的需要我们拆除长城时,我们就不要投鼠忌器,顾忌长城修造的艰难。最终,康熙皇帝没有再去修长城,满清用和亲、宗教和攻战解除了边患。很遗憾这个决断不是汉人做出来的,而恰是满人。同样,我们的汇率制度也是为了配合整个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工具,不是目的。人民币目前汇率制度只是历史性过度方案,即便是保卫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城,也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调整修改。
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不是一定牢不可破呢?从长城上我们也许思考的不仅仅是民族的宿命,也有现实的借鉴吧。(完)
作者明明德,资深交易员,人民币交易与研究论坛成员,交易员里最牛的历史学家!本文写于2012年前后,


1324

主题

6万

积分

3

精华

信息监察员

金钱
60753 美元
权重
216
 楼主| 发表于 2016-1-17 10:01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民币贬值只因为一个常识性原因:太贵了!
特别关注 编辑:四维金融 发表于 1周前 点击:144次




导语:人民币汇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为什么会贬值却是常识:太贵了。在国人强大的对外购买力背后,是国内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大幅下滑,企业生存日益艰难和资产泡沫的不断累积。那么,人民币会贬到何时?依然是常识:国内也能提供价格和质量差不多的产品和服务。

自2014年初到现在,人民币从2005年来的渐进升值的步伐已经停止并开始逆转。在新年过后人民币对美元加速贬值,且央行并未进行大幅干预,在岸人民币最近两天连破6.50、6.55大关,离岸市场已经突破6.70,人们不禁会问,人民币汇率将往何处去。
汇率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员们常说,中长期的汇率趋势没人能看得清楚。因为影响汇率的因素太多:贸易条件、资本流动、利率水平等等,而这些因素又彼此作用,交织在一起就更加难测,如果考虑到汇率另一边国家的状况,就无比错综复杂了。
但对人民币来说,过去一年的贬值却是再确定不过的事情了。在贬值之前,笔者读到过各种乐观的分析:中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贬不了;人民币要国际化不会贬;美国经济不好美元强不了;中国98年顶住压力没贬现在也不会贬,诸如此类的论调在汹涌的贬值现实下显得苍白无力。
看空人民币的人只需要相信常识:就是太贵了。几个月前,笔者出差北京。飞机降落后直接将乘客扔在机坪。乘客们冒着寒风,吸着雾霾无奈等待着姗姗来迟的大巴,从人们习惯成自然的反应看,这似乎已是常态。
笔者在海外多年,被抛在停机坪的事极少。北京机场的服务,实在配不上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不仅如此,国外山清水秀,商品价廉物美,与国内物价飞涨,污染严重,生活环境每况愈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你觉得国外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又好又便宜,而国内的商品和服务质量又差又贵的时候,汇率就有问题了。
这个道理虽然浅显,但反映的恰是汇率理论中购买力平价的原理—即同质的商品和服务应该具备同样的价格,否则汇率就要调整。过去几年中国游客挤爆全球各大城市的商场,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无论在纽约第五大道、巴黎老佛爷还是东京银座,会说中文的售货员都必不可少。对中国市场巨大的消费能力,全球顶尖企业无不顶礼膜拜。在中国富商挥舞的支票本下,曾经高不可攀的世界球星、影星和歌星也纷纷来华献艺。
中国已经崛起,西方已然衰落。沉浸在巨大购买力下的国人们感觉如是,甚至恍惚回到了“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盛世中。然而实际上,我们所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和我们拥有的巨大购买力并不匹配。在国人强大的对外购买力的背后,是国内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大幅下滑,企业生存日益艰难和资产泡沫的不断累积。
发达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竞争性的贬值货币,被动推高了人民币的购买力。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在过去五年升值约40%,已经处于1994年数据起始以来的新高。发达国家通过以邻为壑的贬值策略抬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夺取了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在利率市场化的助推下,中国较高的利率水平过去几年吸引了大量海外投机资金的流入。中国2年期国债利率与美国、德国、日本的2年期国债平均利率的息差从2009年的20个基点左右扩张至2013年的400个基点。在金融产品刚性兑付的预期下,套息交易继续助推人民币汇率的升值。
然而,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可能永远持续。人民币的被动走强,加之老龄化伴随的劳动力成本攀升,严重削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中国的出口增速从2010年31%的高点连续5年放缓,去年前11个月出口同比萎缩3%,将录得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年度负增长。与此同时,截止至去年3季度,外商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下滑至0.9%,创下1991年以来新低。
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的利率下行和信用风险加大,使得流入中国的套息资金开始平仓。资金流向的变化最直接反映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岸市场的成交价在2013年还处于央行设定的每日波动区间的下限,显示出市场认为人民币对美元还将升值。该趋势在2014年后出现逆转,在岸市场成交价持续逼近央行所设定的每日波动区间的上限,反映出持续的贬值压力。根据彭博的测算,在过去12个月约有6000亿美元的热钱通过各种途径流出中国。
如今央行终于决定放手,不再消耗外汇储备去支撑一个虚高的汇率,而让市场去寻找人民币的合理估值。业界争论的焦点也已从人民币会不会贬值转向人民币应该还能贬多少。
这同样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不同的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点位。笔者觉得最靠谱的,依然是相信常识:什么时候,国人觉得海外的东西是好,但自己已经买不起了,或者国内也能提供价格和质量差不多的产品和服务的时候,汇率就到位了。前一种情况,是改革停滞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状况,后一种情况,是改革成功,释放经济巨大潜力的情景。
决定汇率的根本因素是经济的基本面。曾几何时,日本游客也如我们一般四海出游、豪购全球,但在泡沫经济破灭,结构改革又停滞不前的境况下,日本昔日的荣光已无人提起。相比日本,笔者更愿意相信,如果改革能够成功,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有着切实的竞争力,届时,全球资金将重燃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人民币会实现真正的国际化,重新踏上升值之路,而中国的崛起也将势不可挡。
作者:周宇,经济学硕士,现就职于国内某大型金融集团,从事宏观策略与大类资产配置的投资与研究工作。



1324

主题

6万

积分

3

精华

信息监察员

金钱
60753 美元
权重
216
 楼主| 发表于 2016-1-24 20:16 | 显示全部楼层
取出四年前的“时光瓶” 看看我们最终选择了哪条路
特别关注 编辑:四维金融 发表于 2小时前 点击:46次
本文发表于十八大前夕,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作者为十八大后的中国勾勒出了四条可能的转型路径。四年过去了,看看我们最终选择了哪条道路?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的呼声再起。原本在前些年似乎已经破裂的改革共识,又在重新开始凝聚。这一波对于改革的重新呼唤,是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中: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历时30多年的中国改革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
而在这种停滞状态背后的,就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将其称之为“转型陷阱”。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不断积累,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是基于对改革停滞所形成的现状和问题的不满。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启改革的契机。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地重启改革的问题。
我原来曾经说过,如果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是两种抉择,即向前还是向后,那么,现在中国面临的可能是三种抉择,即向前、向后和原地不动。
如果更进一步地分析,即使是向前,也仍然存在不同的思路与选择。更具体地说,现在中国面临的选择的可能性似乎有四种,因为如果向前,也有两个很不相同的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选择中国改革的思路和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近些年改革共识一度破灭的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已经处于“输不起了”的境地,如果在改革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今后再次凝聚改革共识就更加困难了。
下面我们将从不同选择或思路的走向,其内在的逻辑,背后的社会力量,不同道路的意识形态取向及会使用的符号策略,不同选择的现实性以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这四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思路,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不能简单地按照意识形态的符号将其漫画化。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中,即使是在改革如惊涛拍岸之时,对改革的质疑之声,甚至在特定意义上要求回归旧体制的声音,也没有完全消失过。在这当中,当然有所谓思想僵化者,有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
更加强调平等理念的旧体制对社会下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有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中的下层往往对权力抱有更多的希望。其原因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下层人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较差的竞争能力使得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对他们提供保护,尽管他们其实往往是权力的受害者。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以走向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虽然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出现过一种为时很短的“平等化效应”,社会边缘群体获得了改革在最初阶段上提供的机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制中,下层人所处的不利地位日益显现出来。
特别是在改革由于走样变形而日益沦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更是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因此,对于这些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来说,希冀在旧体制的回归中找到希望,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在这样的一种思路背后的社会力量,除了部分下层民众之外,还有左翼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悲天悯人之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乏对人类发展的走向和世界格局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但总体说,这条路缺乏中间层支撑。其间最值得注意的变数,是近些年来由于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加缓慢的人数众多的小白领。可以预见的是,如小白领窘境不变,其中的部分人会成为其追随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的左翼运动有明显的发展。
从意识形态资源来说,这条思路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理念中的平等价值观,但同时又具有某些民粹主义的色彩。
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由于新老左派的共同努力,在重整意识形态资源上已经有明显进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亦开始提出一些系统性的要求。这种思路在底层有一定基础,也体现了社会中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民众的某些合理诉求。
在此基础上,更有人将这种思路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及超越资本主义的讨论联系起来,希望能找到一条能超越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放到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特别是就如何解决我们在体制上的困境来说,这条思路的问题就相当明显。
如果将这种带有某些合理要求的思路,外化为一种完整的体制,可以说,这条思路总体上不仅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悖,而且在历史上口碑不佳,在改革前近30年的实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使得这种思路不会为社会主流接受,即使是一般体制中人也对之怀有深深的戒备之心,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对之更是深恶痛绝。
由于中国左翼庞杂的思想来源,其在现实的主张上,往往多有矛盾之处,在体制的设计上,更是难有清晰的蓝图。在实践上最接近于这种思路的,就是所谓重庆模式。
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关于重庆模式社会上有着极大的争议,批评者更是无计其数。但尽管如此,必须看到,重庆模式是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形成的,这个土壤就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民众在现实生活上面临的种种困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烈不满。
就此而言,重庆模式正面面对了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确实在解决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些进展使得重庆模式在一般民众中获得相当普遍的认同。
但问题是,我们究竟如何看待一种模式?如何对一种模式进行评价?从历史上看,任何模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往往也都是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
因此,判断一种模式,不能仅仅看它眼前解决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这种模式的逻辑是什么,其演变的前景或可能性是什么。重庆模式的重要特点,是强政府,是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动员,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
就此而言,重庆模式与中国社会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方向相背离。而且,从长远说,使民众拥有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比暂时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更为重要,更具有根本的意义。而这恰恰是重庆模式的弱点。
第二种思路:延续过去30年的改革模式,进行“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
这种思路一般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但其实并不准确。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改革的主张者和推进者中,关于改革的思路也是很庞杂的。这如同秦晖教授所说的,当时共同的一点,就是脱离旧的体制,但走向哪里,并不明确。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说当初有脱离旧体制的共识也是很勉强的。我们都知道,关于改革,最初的一个说法叫“拨乱反正”。按照这个说法,改革不是脱离旧的体制,而是在基本体制上回到改革前的17年,并对体制的弊端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
但后来,随着反思的深入,随着国家领导人因出访增多而产生的新的感悟,许多突破性的改革思路才开始被提出。回过头来看,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变革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这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但不久,这条改革思路就被一种暧昧而含糊的取向所取代。
说这条改革思路暧昧而含糊,有两点含义。第一,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时期,对于改革一直缺乏一个可以进行明确而透彻讨论的环境,很多重要的问题,只能用含含糊糊的语言来表述,甚至只做不说。第二,改革到后期,变成了能改什么就改什么,不能改就绕道走,甚至只有对自己有利才改的选择性改革。
但尽管如此,应当说,在这样的改革思路中,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点还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此而言,这是与人类主流文明的方向一致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思路比较偏向现代主流文明恶的一端,即推崇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端。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这种思路将社会主义解释为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对人类文明中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因素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结果,脱离神圣化意识形态的过程演变为唯利是图,唯金钱是图;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破除演变为为过度的贫富差距合法性提供的论证;对于效率的片面追求成为损害社会中公平正义的理由;实用主义的改革策略成为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在过去三十年间,这个模式的改革成功地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从而将中国社会大大推向前进。但在同时,这个模式的改革也造成大量弊端,民众对改革的认同不断下降。这条思路背后的社会力量主要是企业界人士,经济学家以及与经济和企业界关系密切的官员,尤其是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人。
从理论上来说,上述改革路径至少是在最优不可能的情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但最终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带来次优的结果。
特别是到了今天,这条思路的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民众的不满和频发的社会矛盾,已经预示着这条改革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也许从结果追溯原因,是我们对这条改革思路进行反思的正确途径。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中国过去30多年所沿袭的这条改革思路,是需要进行认真反思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
其实,褒贬不说,现在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尤其在过去20年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经常鼓励人们大胆去试,不要怕犯错误。
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的改革,尤其是诸如国企改革等这样的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就更应如此。
但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治体制条件和社会氛围,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或“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无约束的权力与非规范的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权钱结合的混合性体制。
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思路的改革中,还需要反思的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改革当然要谨慎稳妥地进行,但过多地强调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其实会导致很多误解。
首先,中国改革都是渐进的吗?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夜之间上亿人失去或被削减了社会保障。这些几乎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
相反,在涉及一些重要的既得利益的改革中,则往往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名,掩饰着实际上的不改革。在公车改革、官员财产公示等问题上,莫不如此。大讲渐进式改革,但同时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其实是不想改。
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弊端也日益表露出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其次,人们大讲改革要渐进、不能急的时候,其实往往也就是不想改的时候。其实,改革中实质性问题,往往不是激进还是渐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改革有时需要惊险一跃。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改革思路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其造成的种种弊端,导致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在急剧流失。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现在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如果不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延续这条路继续深化、攻关,有可能导致极为危险的局面。但要看到,支持这个思路的群体掌握相当资源,话语权较大。更主要的是,各级领导人对走这条路人们比较熟悉,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这在改革有可能重启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三种思路:定型现有体制,原地不动了,最符合现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这种思路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却是很多人内心里的一种默契。这首先是源于对现状的满意感。在讲到为什么近些年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弱,许多人都提到是因为日子好过,所以不思进取。
首先是经济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政府的日子好过;其次,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型企业的日子好过,银行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国企从过去的亏损大户变成盈利大户。而在这背后的,实质上是在过去30多年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日子越来越好过。
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貌似过渡形态的混合型体制,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因为这种混合型体制使权力和市场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得利益集团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们假定一个房地产商,对他来说什么样的情形是最好的?当然是能够用行政的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盖成房子,在市场化中把房子卖出去。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都不如停在这里更有利。
这种状况使得我们需要对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重新反思。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
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
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维持现状,然后希望把我们认为所谓过渡型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结果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转型陷阱”的形成。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
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可以说,这种正在形成的转型陷阱,是我们社会中许多弊端背后的真正原因。
转型陷阱对中国社会的羁绊,来自结构与体制的双重固化。所谓结构性固化,指的是改革中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迫切需要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并使之定型化。
而体制性固化则是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定型下来的权力-市场混合性体制的自洽逻辑及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对于前一点,人们讲的已经比较多了,现在很需要注意的是后一个方面。
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之所以很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
正是这一点,给了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护现有体制不变的理由。如果不能通过实质性的改革突破“纠错困境”,将会出现的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
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用实质性的体制变革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第四种思路:选择新的改革方向,将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融合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的共识正在重新开始凝聚,可以说,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条件已经开始出现。但在这样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今天改革共识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
换句话来说,是基于“如果继续下去不行了”的这种对现实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可能的危机的担忧。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看到新的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看到新的改革共识是针对什么状况重新凝聚而成的,那么,也就大体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革的期待是什么,人们要求重启的改革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
改革新共识是在原有共识破裂之后的再次凝聚,形成改革新共识的这种背景明确告诉我们,现在是不改革已经不行,但按原来的老路子改也不行。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2006年时就曾经提出改革“再出发”的说法。
也就是说,新的改革不应当是简单的“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坚”,而是改革的再出发。要看到,在中国改革进行了30年后,之所以会陷入“转型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改革模式内在的逻辑使然。如果仅仅是继续过去的改革模式,20年后,我们有可能还会走回到今天。
正因为如此,要真正有改革的再出发,就需要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现在很多人对过去的改革思路比较熟悉,做起来也轻车熟路,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
一定要看到,在今天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的现实情况下,不加反思地延续原来的改革思路,很可能使改革失去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并在改革实践上造成种种问题。因此,改革的再出发,意味着新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模式。
考虑到现在社会的弊端,考虑到人们对新的改革的期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向和前景,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中,应当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需要执政者,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切,以人性和自信面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带领我们这个社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人类主流文明。选择这样的一条改革之路,前面将是一片海阔天空。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将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未来的改革之中,并且作为下一轮改革的基本取向。为什么要将公平正义作为我们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至少有这么几点考虑。
第一,将公平正义作为下一轮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符合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改革只是一个手段,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原来说,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说到底,改革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是为了让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公平正义是建设一个好的社会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将公平正义作为下一轮改革的基本取向能够切中体制弊端。现在,许多社会弊端都是与公平正义得不到维护有直接关系的。经济增长乏力,与垄断性国企的不公平竞争有着密切关系;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激化,与利益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受到破坏,甚至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缺少能保障公平正义的程序有着密切关系;社会中的道德滑坡和社会溃败,更与社会生活缺少公平正义的支撑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解决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必须将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公平正义上。
第三,将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可以有利于凝聚民众变革要求,并有利于超越左右分歧。毋庸讳言,近年来在有关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左派和右派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其分歧主要是表现在所要走的道路或政策选择上,而对现实包括社会弊端的判断,双方其实是相当接近的。
对于公平正义受到的损害,是为双方所关注和谴责的。因此,将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取向,可以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形成最基本的共识。
在实践中,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
(1)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当今的时代甚至需要一种更强的权力。但这必须以下面的两个条件为前提。第一,这种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内它应当是强有力的,但不能越界。第二,越是强有力的权力,越是要置于社会的监控和制约之下。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往往都是与权力受不到有效约束有直接关系的。
(2)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影响,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但在现实的情况下,想消灭既得利益集团是没有可能的。
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
(3)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要实现公平正义,要约束损害公平正义的哪些因素,必须依靠法治。
(4)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对这个思路改革的最大考验之一。如何对待畸形膨胀的这么大一块国有资产,按照第二条思路很可能是会重演上个世纪90年代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幕。而在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中,则要考虑在破除垄断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处置国有资产,对此,人们实际上已经在开始提出种种设想和方案。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中,促进权利平等的改革要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应当认识到,在过去30年的改革话语中,平等的问题一直摆不上位置,甚至有人将这种要求看作是与改革所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效率相矛盾的,是需要在改革中加以破除的。这也是后来改革走样变形,甚至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的重要原因。
结果是,改革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也随之破裂。不久前,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一般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利不平等时,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权利是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权利平等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社会平等,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社会保障中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等;二是经济平等,破除垄断,建立平等的准入制度,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三是政治平等,包括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实现人大代表的合理构成等。
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应当以自信的态度接纳而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
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
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
尽管今日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在朝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作者:孙立平


1324

主题

6万

积分

3

精华

信息监察员

金钱
60753 美元
权重
216
 楼主| 发表于 2016-1-24 20:49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学家梁小民:上月读书27本,给企业家推荐2本

梁小民

2016-01-24 18:07 来自 翻书党

字号



梁小民  东方IC 资料图

本月讲课十天,读书二十七本。讲课并不耽误读书,在家还有些许杂事,外出讲课则课余全读书了。2015年共读三百二十八本书。

这月读的经典是:

1.《人口原理》(马尔萨斯,商务印书馆)

选择该书与全面放开二孩相关。过去我们常批判或说到马尔萨斯,但真正看过《人口原理》全书的并不多。书很厚,正文五百五十四页,四十七万六千字(1964年版)。全书要研究“阻碍人类的幸福前进的各种原因”和“将来全部或局部地消除这些原因的可能性”。他说的原因是“一切生物都有超越为其准备的养料的范围而不断增殖的恒常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人类身上就是“人口如果没有受到抑制,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或按几何比率增加”。但“估计到目前土地的平均状态,在最有利于人类劳动的条件之下,大概不能使生活资料增加的比算数比率还快”。解决之道就是“预防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主要又可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三种”。然后用大量篇幅证明在全球各个不同社会中,如何实现这些抑制。马尔萨斯是以人口问题为中心来论述经济问题的。他反对当时的乌托邦主义者华莱士和康多塞,以及欧文废除私有制实现平等主义的空想。他反对取消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反对“恤贫法”(现在通译为“济贫法”),也反对教区和人的济贫慈善活动。说他不同情穷人,站在富人一边并不为过。

这本书写于1803年(1798年出过匿名小册子,生前又出过这本正式版本的六版),这就没看到以后的两个重大发展: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人类可获得更多生活资料;二战后人类生育意愿的大大下降(亦有抑制生育的技术手段使这种愿望成真)。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不过他的一些思想今天仍不无启发,如反对废除私有制和实行平等主义,如在经济落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等。他是一个学者,尽管主要论点已经过时,但也不用像过去那样把他想象成一个仇恨穷人的恶棍。



给企业家推荐的书有两本。

2.《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的教父们》(保罗·斯特拉森,新星出版社)

想让企业家了解世界上两个最著名的家族。其中之一是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这个家族从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从金融业起家以后又进入政治,统治佛罗伦萨。这个家族先后出了三个教皇、两个法国王后,但最出名的是支持与扶植文艺复兴,那时的大师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都由其供养并保护,因此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教父”。当然,这个家族进入政治,也充满血腥、勾心斗角,以及玩弄阴谋。其中既有高贵,也有卑劣。这本书是美国人写的,读起来不一定适应国人的口味,要慢慢读。

3. 《万亿美元的神秘家族:正说犹太首富罗斯柴尔德》(李隆旭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经过《货币战争》的介绍,这个家族已被我们熟知。不过《货币战争》是“大话”或“歪理”,这本书才是严肃的“正说”。了解这个家族,最好是读尼尔·弗格森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三卷本,中信出版社),但篇幅太大,也太详细了。因此我推荐这本国人编写的,内容基本正确,读起来容易,也有趣。这个家族的中心一直是金融和投资,也靠官商结合,不过并没有进入政治(当议员非以政治为主),至今仍然辉煌。也许他们在财富中的相对份额远远无法与过去,尤其是第二代时相比,但绝对财富仍可称世界第一。他们如何成功,又如何持续,这一定是企业家有兴趣的。他们以家族合伙所有制的形式经营,这里有什么成功秘诀,这些也会是企业家感兴趣的。我曾在《上海书评》发表介绍尼尔·弗格森著作的文章《还原罗斯柴尔德家族》(收入《随书而飞》中),可以作为这本书的导读。

4. 《东欧札记二种:又见〈火凤凰与猫头鹰〉和〈新饿乡纪程〉》(金雁,东方出版社)

从副标题可以看出,是作者过去两本集子的选编,即使未收入这两本集子的也是二十多年前的旧文章。金雁教授是苏东研究专家,尽管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今天读起来仍有启发,如对东欧国家激进式变革的分析,仍有意义。我一向不同意否认激进式改革。激进式与渐进式都是改革的方式,适合不同国家,不该用我国渐进式的成功来否定东欧激进式改革。苏东的改革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金教授既有理论,又熟悉苏东的情况,加之文笔通畅,所写文章可读性强。过去的文章,今天读来也不过时,何况今天苏东的现实更证明了她二十多年前的见解仍然正确。

5. 《革命寻思录》(林贤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作者反对九十年代“告别革命”的思潮,换言之,他赞成革命,这本书是他读书时对不同学者有关革命论述的摘录介绍,加以他自己的见解。全书有相当完整的框架,对革命做了全面论述,不过就具体内容来看,仍缺乏自己更深入的全面研究,很难说是完整的论述,也没有紧密的体系。作为读书笔记更恰当一些。

6. 《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阎海军,北京大学出版社)

以作者家乡(甘肃省崖边村)为例说明中国社会飞速发展中农村的衰败与落后,所写都是自己的熟人和亲友,读来让人心酸。这本书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写各自的家乡,都同样衰败。不过这本书不仅有记述,还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对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有自己的思路——重新集体化之类。

7. 《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刘绍华,中央编译出版社)

相当精彩的人类学调查报告。中国迅速的现代化不仅影响像崖边村这样的边远农村,也影响着凉山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比汉族地区的农民更不适应这个进程,进城后陷入盗窃、贩毒、吸毒、感染艾滋病这样的罪恶。作者是台湾学者,进入凉山做社会调查,所写的事情触目惊心。她的胆识与精神令人敬佩,所作的调查也极有意义。

这两本书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城市现代化了,农村怎么办?少数民族地区怎么办?绝大多数人生活改善了,少数人怎么办?现代化应该是所有人的现代化,大多数地区与人的现代化不难,难的是少数地区与少数人,但现代化不可能抛弃他们。上述两本书给人冲击,让人反思。

8.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卜正民,商务印书馆)

我们过去研究抗战重在两端:抗日英雄与卖国汉奸。这本书研究中间状态:当顺民,与日本人合作。这种人为日本人统治服务,也做过有利中国人的事,如给群众分粮食,或找妓女为日本人服务,避免日本人侵犯一般妇女。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恐怕分歧相当大。作者研究江南五个地区合作者的所作所为及特点。作为历史学者,他仍然以写实研究为中心,并没有表达明确的观点(当然隐含是肯定合作者的)。也许我们无法接受这种观点,但他的研究对深化抗日战争研究是有意义的。

9.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裴士锋,社科文献出版社)

讲从王船山到郭嵩焘的湖南本土思想家,如何影响了曾国藩以后的名人。曾国藩以后的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之大是其他省份所少见的。他们的地方自治在各省中也是独特的。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了解湖南人,这本书有助我们了解湖南人。

10. 《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约翰·海达德,花城出版社)

写早期美国商人、外交官、传教士范百涌、邓思、顾盛、彼得斯、卫三畏等如何认识中国,并将其介绍给民众。早期的美国人通过这些人所作的展览、介绍,对中国印象相当好,以后才有所改变。这一段历史值得我们关注。

11. 《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萨拉·罗斯,社科文献出版社)

写中国茶叶如何被英国人福钧盗到国外种植。全书故事性强,相当好看。其实不说“盗”,说“传播”也可以,全球植物也是交流的,云南的烟叶不也来自“偷”出来的美国种子吗?

12. 《地球的主人:探寻人类的起源》(伊恩·塔特索尔,浙江大学出版社)

用最新的资料介绍人类的起源及发展,内容相当严肃,但并不难懂。极好的科普读物,与同类其他著作比,资料新而全面,介绍通畅且有可读性。

13. 《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基思·罗威,社科文献出版社)

对二战刚刚结束后欧洲的历史其他书(如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第一卷)有所涉及,但讲得太简单,而这本书讲得相当详细。苏联和英美划分势力范围给中东欧人民带来的灾难,战胜国苏联的暴行给战胜国、战败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各国的排犹、排少数民族的罪行,民族迁移的苦难,欧洲遭到的物质破坏、法制无存、道德败坏的罪恶,相当惊心动魄。有些还是今天动乱的来源,如苏联的崩溃、南斯拉夫的动乱等。文明的欧洲成了野蛮大陆。战争给人类的灾难绝非战争本身。所以作者说“永远不要轻率地支持战争。”书写得极好,历史当然以记叙为主,但对人的启发相当深刻,让我们更理解过去与现实。

14. 《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叶文心,三联书店)

据作者在复旦大学的四个讲座整编而成,讲民国教育的变化与知识分子走上新时代的路程。尽管不多(全书仅八万四千字),但抓住了主线,高度概括又不空洞抽象。对我们认识这一段历史极有帮助。

15. 《海商帝国:郑氏集团的官商关系及其起源(1625-1683)》(刘强,浙江大学出版社)

在闽商中郑芝龙、郑成功海盗集团是中心,本书即以这一集团为中心。原作是博士论文,有相当的学术水平,但可读性差一点。由博士论文变为一般人读的书,仍然是一个艰难的再创作过程。

16. 《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柯律格,三联书店)

以明代文震享的《长物志》和其他著作为依据,介绍明代文人所用的各种东西,“长物”指奢侈品。反映出明代的生产与消费及文人的生活,可以更好地了解明代社会。

17. 《战国:一部改革史》(顾伯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战国是群雄争霸的时代,也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改革成功的秦统一了中国,失败的六国被兼并。不是按国别写,而是按改革涉及的方方面面写。作为一本通俗历史,可以读。



本月共读四本“新知文库”。

18. 《逼近的瘟疫》(劳里·加勒特,三联书店)

各种由病毒引起的瘟疫已来到或将来到。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瘟疫会以极快的速度传播。从国际、国家、地区和个人层次上都要引起注意。本书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善良的警告。书很长(四十五万字),但并不难读。

19. 《智商测试:一段闪光的历史,一个失色的点子》(斯蒂芬·默多克,三联书店)

智商测试本来是科学,起码是一种科学的尝试。但不幸被用于消灭所谓“智商低下”的人和种族,或者用于特殊天才的培养,甚至人造人。人的智商的确有差别,但智商与未来成功并不是正相关。用智商测验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实际是错误,甚至反动的。本书介绍智商测验的由来及其错误应用。要谨防以科学之名来骗人。

20. 《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杰克·特纳,三联书店)

在西方历史上香料被赋予神秘的色彩,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探险家冒险的动力,也是交易与战争的中心之一。香料的各种用途被大大夸张了。今天香料已回归其本来的角色。本书以香料为中心展现了一本世界史,读来有趣而增加知识,依然长(三十一万两千字)而有趣。

21. 《哈希的故事:世界上最具暴利的毒品业内幕》(温斯利·克拉克森,三联书店)

哈希(hash)不是人名而是大麻类毒品的名字,被称为“最易于社会所接受的娱乐性药物”。作者通过采访各种与这种毒品相关的人:生产商、中间商、走私犯、零售商,以及相关禁毒部门,揭示了这个行业的内幕。哈希不像海洛因那样毒性大,但全球有一亿九千万人吸食,产值三百五十八亿美元,其利润之高令人惊讶。全球禁毒任重而道远。读这本书可以了解许多你不知道的事。

22. 《岛上书店》(加布瑞埃拉·泽文,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非常好的一本小说,以一个小岛书店为中心,写不同的爱书人互助互爱,宛如一个人间仙境。

23. 《火星救援》(安迪·威尔,译林出版社)

有同名电影,我没看过。一个赴火星的人员因事故被困在火星上,他自己救自己,全国人民关注他,在国家与他的伙伴努力下成功获救,是科幻小说。其中当然有各种高科技技术,更有人们的爱心,高科技加爱心才是未来。情节并不曲折,但相当好看。他在火星的自救类似鲁滨逊在岛上的自救。

24. 《镜子》(刘慈欣,中国工人出版社)

刘慈欣的中短篇科幻小说集,有些似乎看过,记不得哪一本书了。没有《三体》的恢弘与想象力,但也可以看。

25. 《时空平移》(王晋康,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科幻大师王晋康的中短篇科幻小说集。王讲故事能力强,幻想力差一点,但该书作为小说,仍有可读性。

26. 《星陨:丛林中的十字架》(周敬之,金城出版社)

作者才二十五岁,在网上相当受欢迎。本书写人类在遇到灭亡之灾后的人性的善,我相信人类最终会自取灭亡。作为新秀写得相当不错,可惜没看到星陨系列的其他书。

27. 《国家阴谋5:火焰王子》(丹尼尔·席尔瓦,吉林出版集团)

“国家阴谋”系列之一,惊悚小说,写得相当紧张、刺激。已出的六本全读过了,这种书累了时读,休闲放松最好。



这个月我推荐《我的凉山兄弟》《野蛮大陆》以及《岛上书店》。


1324

主题

6万

积分

3

精华

信息监察员

金钱
60753 美元
权重
216
 楼主| 发表于 2016-2-21 13:31 | 显示全部楼层
重温85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对决——兼议“新广场协议”离我们有多远
特别关注 编辑:四维金融 发表于 4天前 点击:89次

正值市场大幅动荡之际,有人开始呼吁,各国需要进一步合作,签订“新广场协议”,共同来加强外汇市场干预。欧洲央行执委也暗示,本月26-27号在上海召开的G20会议,或将会讨论协调全球汇率政策的方式。那“广场协议”究竟是什么?而中国是否需要签署一个“新广场协议”?
1. “广场协议”的背景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史称“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1.1. 广场协议前美国经济背景:贸易赤字高企
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1979-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79年夏天,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为了治理通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基准利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产流入美国,导致美元汇率飙升。
1979年底到 1984 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 60%,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美元过于坚挺,使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制造业的出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而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美国逆差的来源国主要是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以 1985年为例,当年美国的总逆差规模为 1200多亿美元,其中对上述 4 国的逆差约占1/2,解决了上述四国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就能收缩 50%。
对比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与贸易差额,美日的双边贸易有如下特点:
①出现贸易逆差的时间最早。美国对日本出现贸易逆差的时间是 1965 年,早于美国对其他贸易伙伴国出现双边贸易逆差的时间,而美国持续的整体性贸易逆差格局直到 1976年才正式开始,比对日本出现贸易逆差的时间晚了 10 年有余;
②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增速最快,平均不到 4 年就翻 1 番;
③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规模和双边逆差规模都最大。以 1985 年为例,当年美国对日本出口 226 亿美元,约为美国出口规模的 10%,美国从日本进口688亿美元,约占美国进口规模的 20%。日本无疑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比更大的是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当年,逆差规模达到 462 亿美元,已经接近美国贸易逆差总规模的 40%,所以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当时“治理”贸易逆差最主要的对象。
1.2. 美国财政负债累累
美国的内债与外债。20 世纪80 年代初,美国政府的政策组合——紧缩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无疑也是引致美元升值、美国经常项目恶化的原因。里根政府从 1982 年下半年起实行扩大赤字的预算政策,执政5年来的赤字开支共计81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从 1789 年建立联邦债务统计制度到 1980年间财政赤字的总和。
里根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虽然对美国经济有过强烈的刺激作用,带来83-84年强劲的经济回升,但终究也给经济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加重了国债负担,损害了国民储蓄,并削弱了美国出口的竞争能力,成为80年代阻碍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
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为弥补贸易逆差,美国需要大量吸引外资。而大量外资流入,迅速改变了美国的对外资产地位。由于流入远远超过流出,美国对外净投资额从 81年开始急剧下降,使美国从 1914 年以来第一次成为净债务国。而日本在此期间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为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日本政府大量持有美元债券,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因此,美国渴望通过多方谈判,一方面解决因美元定价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1.3. 广场协议前日本经济背景:经济增长至上
二战以后,日本政府确立了“经济增长至上”的方针,以发展本国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而美国为了冷战战略的需要,也积极扶助日本发展经济。在本国政府政策的有效干预和美国财力、技术、市场的支持下,日本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1960-70 年间,日本GDP 的平均增长率已经高达16.9%,国民生产总值也位居世界第二位。
1.4. 日本对美巨额顺差
日本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日本的贸易及开放具有明显的“利己主义”,即根据自身利益限制许多商品进口或外资进入,同时长期以保护国内初期产业为由,推迟资本市场的开放。日本的这种利己主义的贸易体制,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盈余国和对外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在经济危机中,日本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能源节约型产业,1982年的通胀率已经下降到 3.0%,率先走出了滞胀,并以其低耗能、低价位的制造业产品迅速占领美国及全球市场,如机械、化工、电器、汽车等。
1.5. 日本成为最大债权国
20世纪 80 年代初,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宏观政策调整。在金融方面,日本放弃了为压低通胀而制定的紧缩方针,在财政方面,虽然采取了公共事业追加措施,但因为继续坚持了缩小赤字的方针,日本政府的财政收支均衡状态得到了改善(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从1980年的 4.0%降至1984 年的 1.8%)。同时由于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日本政府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而这些钱主要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日本在美国持有巨额资产,这些资产主要是以美元形式存在。
2. 广场协议签订时的五国承诺
2.1. “广场协议”签订前的主要国际形势
1)主要工业国经济普遍复苏,但增长出现不平衡
美国在经历 1983-84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而日、英、法、德等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加快的迹象,特别是私人投资的快速上升。
2)世界经济存在不可维持的内部及外部失衡
主要是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G4(日、德、英、法)的经常账户盈余,尤其是日本。
3)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巨额的贸易赤字使得美国经济严重依赖于外国投资和借款,也导致了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各国争相采取保护性的外贸方针,以邻为壑,贸易战不断掀起。
4)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困难,国际协调和内部调整迫在眉睫
80年代初,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益无法得到保障,它们的国际收支形势普遍恶化;由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拉美国家的债务都是以美元进行核算的,美元的高估无疑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
为此,“广场协议”得以签署,它是5 国针对彼此间,特别是对美国越来越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进行相互协调和妥协的结果。
2.2. “广场协议五国承诺,汇率政策最瞩目
“广场协议”中,各国都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了各自不同的经济政策调整承诺,包括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赤字、扩大市场开放度、减少贸易保护障碍等。对“广场协议”下各国承诺的概述,可以看出各国承诺主要集中于几下几项内容:
1)实现无通胀基础上的均衡增长。
2)削减公共开支,降低政府需求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化为以内需和民间投资为主。
3)促进金融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汇率弹性化,主张各国汇率应充分反映各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基本面。
4)推动市场开放、贸易开放,抵制保护主义。
5G2(日本、德国),主要是日本应密切监视日元汇率,实施灵活管理的货币政策,实现日元自由化,使日元汇率能够充分反映日本经济的潜在力量;而美国应致力于全面推行财政赤字缩减计划,力争在1986 财政年度使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下降 1%
其中“广场协议”最引人瞩目的是汇率政策方面的内容。“广场协议”明确指出,“各国间宏观经济基础的改变,并没有能够完全有效地反映在汇率的变化上,美国经常收支逆差滋长了保护主义势头,若不予以控制,则有可能引发相互采取破坏性报复行为,进而危害世界经济”。协议认为,汇率应该在调整对外经济失衡中发挥作用。
美国提出,希望各国能够在适当时机,对汇率进行协同调整,主要非美元货币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元汇率进行有序上升,以实现美元的“软着陆”,防止剧烈失衡下,美元汇率强硬下调对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损失。为此,作为贸易最大顺差国的日本,相应承诺将:“加快金融和外汇市场的自由化进程,以使日元变化能够充分反映日本经济的基本面”。德国也做出承诺:“联邦政府和德意志银行将为有效率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断演进提供框架”。
3. “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经济
1985年9月,日元的汇率在 1 美元兑换 250 日元的水平附近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日元快速升值到 1 美元兑换 200 日元附近,升值 20%。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达 50%,即美元对日元升值一倍。
3.1. 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的产生
低利率政策助长了资产价格的盲目膨胀。“广场协议”后,为了防止日元升值打击经济增长和造成通缩,日本央行连续5次下调利率, 利率水平由85年的5%降至87年3月的2.5%,并将这一低利率继续维持了2年零3个月。
然而,超低利率政策以及为防止日元过快升值而投入的干预性货币投放,导致“广场协议”后的几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长。面对过多的流动性,银行和企业都苦于难以找到有高比例回报的投资项目,转而纷纷把资金投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越吹越大。
从信心膨胀到热衷投机。日元升值后日本人对经济前景充满乐观情绪,上市公司的股票受到追捧。从 1986 年 1 月开始,股市进入大牛市,当时日经指数为 13000 点,到 1989年底飙升到最高点 39000 点,四年间上涨了三倍。1987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超过纽约证交所,1987—1988 年,东京股票市场的市盈率平均高达 60 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
股市价格上涨迫使银行把贷款转向房地产,并催生出一个更大的资产泡沫。日元升值后日本大企业对外投资急增,信用评级提升,海外低成本融资十分便捷,加剧了国内银行的资金过剩。在有钱贷不出去的困境下,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发展正好满足了银行的投资需求,银行狂热地向房地产企业提供以土地作担保的融资,并推动地价飞涨。1985—1990 年,全日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约 1 倍,住宅用地价格上涨约 60%;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了 3.4 倍,住宅用地上涨了 2.5 倍。
3.2. 投机之风盛行,高利率刺破泡沫
1989-90年,面对通胀压力和愈演愈烈的投机之风,日本政府部门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导致极度膨胀的资产泡沫破裂。具体而言,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高利率刺破了经济泡沫。为了预防通货膨胀,央行在89年5月将维持了2年多的超低利率从2.5%上调到3.25%,之后连续4次上调,到90年8月达到6%。
紧缩贷款。这对过热的房地产行业如同釜底抽薪。大藏省从90年3月起实行抑制土地信贷政策,控制对房地产信贷总量,银行提高自有资本比率加剧了信贷紧缩。
此前日本大藏省采纳“巴塞尔协议”,要求各商业银行将自有资本比例提高到 8%。由于此前银行受政府高度保护,没有破产风险,银行普遍不关注自有资本问题,自有资本比例很低。因此,执行“巴塞尔协议”后,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得不大规模缩减国内外贷款,房地产泡沫受到进一步挤压。
4. “广场协议”后的美国经济
“广场协议”后美元大幅贬值。在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后开始了对美元的干预,美国动用了32亿美元,其他国家动用了50亿美元。后来意大利等国加入后,干预国家增加到10国,并增加了20亿美元的干预资金。广场协议宣布的当天,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加权平均值就下跌了4%。到1988年末,美元对马克和日元分别贬值了约50%。
4.1. “广场协议”对美国贸易赤字高效纠正
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短期内有所缓解。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情况在1986-90 年期间有所改善,同时,经常项目逆差额占GDP 的比重不断收缩,1991 年甚至出现了占 GDP 0.5%的贸易盈余。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另一方面主要是通过“广场协议”美国政府对经常项目进行的纠正。正是通过这种美元对外贬值的办法,美国调整了经常项目逆差和金融项目顺差。但 90 年代之后,经贸账户逆差又开始不断恶化。
4.2. 但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并未有效减少
由于里根政府一直奉行推行供给学派经济政策,采取“紧货币、松财政”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行大规模减税的同时加大国防开支,因此在整个 80 年代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一直在激增。在里根第一任期的 4 年内,联邦赤字的年平均水平超过 1200 亿美元,特别是跟前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巨大投入,造成高赤字、高国债,严重阻碍了经济持续发展。继里根之后上台的布什总统,在其任期内不仅未能对控制财政赤字做出任何有效举措,反而使得财政赤字继续扩大,1990 年联邦财政赤字均在2000亿美元以上。
5. “广场协议”的启示
5.1. 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很难判断“广场协议”是造成日本“消逝十年”的元凶,但“广场协议”拉开了日本经济衰退的序幕这一时间点是不会有错的。此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使其一步步走向深渊。
太过激进的货币政策:根据泰勒法则,日本央行过低的基准利率是造成其泡沫经济的真正凶手。而不幸的是泰勒于1993年才提出此规则,日本当时早已错过调整货币政策的时机。
错误的财政刺激时机:其实在1986年的下半年,日本的衰退已基本结束,而且经济开始欣欣向荣。但大量的刺激政策踩着错误的时点出台,将本已稳步增长的国内经济推上了一条经济过热的不归路。
泡沫破灭时拙劣的政府管理能力:与美国在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日本监管机构并没有强制银行冲销坏账,而是允许银行继续向本已资不抵债的公司贷款以避免冲销坏账。这严重拖延了经济重建的机会并将大量资金注入已无法产生任何价值的“僵尸企业”。
5.2. 日、德经验对比:货币政策独立性尤为重要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后,日本和德国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崛起过程中,汇率升值也都曾经成为困扰这两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难题。
面对货币升值压力,日本和德国采用了不同的对策,给这两个国家的宏观稳定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而德国的经验主要是:适时调整汇率政策,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
“广场协议”也导致德国马克的大幅升值,并且也造成短期的经济衰退。但德国人始终对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间的德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记忆犹新,因此德意志联邦银行(前德国央行)对于刺激措施非常谨慎,德国政府也对其财政政策持类似的谨慎态度。
德国货币当局政策旗帜鲜明,重心是国内,尤其是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马克汇率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1974 年,德国放松外汇汇兑方面的管制。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难选择之间,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贯彻货币政策独立性,物价和产出稳定是货币当局最关心的事情。
6. 新广场协议离我们有多远?
85年“广场协议”的最精妙之处在于:没有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施加任何额外的约束,就达到了美元贬值的目标。而03年的G7会议,包括最近的安倍经济学,欧洲的QE,全都是政治影响汇率的先例。
当前全球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由于美国不愿意对自身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约束,那么促使外围国家货币升值和“逆周期”贸易政策,成为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试图增加国内就业和调整外部不平衡的两个基本工具。而联储主席耶伦最新的国会证词里面同时提到美元升值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说明汇率变化重新成为全球央行的焦点问题。
但达成“新广场协议”的分歧也较大。一是大央行间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协作机制;二是虽然中国每个月的贸易顺差依然在增加,但美国的外贸逆差并没有扩大。三是短期看美国加息预期延后,美元短期走弱,所以新“广场协议”的提法未免过于激烈。
但对于中国而言,中美经济分化的背景下,汇率贬值本身值得肯定,只是在贬值的时机和幅度的选择上存在争议。如果人民币汇率强行升值,只会进一步加剧国内房地产等资产的泡沫化,对经济的转型更不利。
根据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而日本和德国的经验对比表明,只要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开放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
在一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也就需要央行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明确信号。
(海通宏观姜超、顾潇啸等)



1324

主题

6万

积分

3

精华

信息监察员

金钱
60753 美元
权重
216
 楼主| 发表于 2016-2-26 10:48 | 显示全部楼层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与利差走势大幅背离文 / 江金泽 2016年02月26日 09:23:00  3

利差原本是驱动货币走势的重要力量,但如今全球主要货币对的走势已经纷纷和利差“脱钩”。
“基本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利率差异指导汇率的长期走势,但是如今一些货币对的走势已经和利差大幅背离。”Bespoke Investment Group分析师们表示。
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当各国利率存在差异时,投资者通常希望将资本投向利率较高的国家,抛售低收益国家货币/资产,买入高收益国家的货币/资产的行为会拉升高收益国家对低收益国家货币的即期汇率。
彭博对比了几个主要国家之间两年期债券收益率的利差和货币之间汇率的走势,结果如下:
欧元/日元似乎正在开始与利差背离:
英镑/日元已经完全不顾利差的因素:
欧元/英镑与利差走势脱钩:
美元/日元也已完全与利差背离,在利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美元对日元汇率却大幅走低:
Bespoke对这种现象解释道,“全球金融市场如今已不再反映基本面。错位普遍出现在利率、股票和信贷市场中,正创造出巨大的避险需求。我们认为如今的市场行为不正常,尤其是汇率和利差的背离显示出市场变得有多扭曲。”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利差并不是汇率的全部,一国的经济数据、货币政策、汇率预期、股票市场走势、全球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等等,都在不同的时期对汇率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快捷注册(禁q号)

本版积分规则

QQ|黄金吧|黄金论坛|手机版|指标下载|非农|目录|交易危机

版权所有: ©2014-2021 fx3q.com Powered by Discuz! X3
浙ICP备: ICP14039028

浙公网安备 33011802001420号

风险提示:杠杆风险高,交易要谨慎 声明:坛友发言和回复均为个人观点,不代表论坛立场。
若有侵权请联系fx3q@qq.com删除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