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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时政评论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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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6 19:4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bjoat 于 2016-7-16 22:02 编辑

马平:土耳其“例行”军事政变 这次有何不同?
    • 媒体人,前工程师


发表时间:2016-07-16 10: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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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土耳其土耳其政变军事政变埃尔多安土耳其军政府


又双叒叕政变了?

7月13日,法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表声明,取消原定在(首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举行的7月14日(法国)国庆招待会,同时,法国关闭了安卡拉大使馆和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理由是安全问题。

作为有数百年中东经验的老牌殖民者,法国的嗅觉一向灵敏。法国关闭大使馆之后的第二个晚上,土耳其军队发起了政变,坦克开上街头,战斗机在首都上空巡航,伊斯坦布尔跨海大桥被封锁,广播电台出现了士兵的身影。但从新闻照片来看,土耳其人并不显得特别惊慌,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相当淡定,对他们而言,这不过是每十几年必然要上演一次的“例行”剧情。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都发生过成功的军事政变,2003年政府则挫败了军队推翻政府的密谋,为此在2010年后一次性判处数百名军官有罪,完全清洗了高级军官团。

这一夜双方激烈交火,目前看来埃尔多安政府正在逐渐恢复对局势的控制,第六次政变恐怕要和第五次一样夭折。

抛开那些只能算是分赃团伙的非洲小国政权,土耳其这个政变频率在大中型国家(土耳其被列入“G20”国家)中算是非常高的,56年政变6次,仅次于80多年夺权20次的泰国军队。为何土耳其军方如此喜欢干政?为何21世纪的多次政变均未能成功?这要从二战后土耳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说起。

红与黑的时代

二战前,凯末尔及后继者控制的土耳其政府非常亲苏联,1934年还在苏联援助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规划(比中国早了19年)。但二战中,土耳其一度以为德国将胜利,又捡起了历史上的亲德传统,和苏联翻脸,向纳粹提供大批军事物资。二战后,美苏对抗,土耳其别无选择,只能倒向美国,在1952年成为第一个加入北约的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土耳其也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面向西方吸引外资,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不断推进一波波的私有化。

虽然在独立时放弃了大多数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但土耳其依然是一个近8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相当于中国的东三省之和,自古以来就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西部地跨欧亚,是面向海洋的工商业地区,东部则是传统农牧业地区,西北部的工业企业一度占全国的90%以上。在激烈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之下,阶级差异和地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导致整个国家日益分裂。

总的来说,军方接受西方援助,自身也占有众多的工商业企业,和西部工商业地区和中产市民的利益比较相近,赞同凯末尔推进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地域差异不断加深,经济波动越来越大。据统计,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49.9%,1994年上升为54.9%。相比之下,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5.2%,1994年下降为4.9%。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穷人不仅仅发现自己(相对)越来越穷,非常容易破产,还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的定位——资本主义以消费文化来定义人的价值,穷人当然就没价值。

经济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沦丧结合,中东部地区的穷人和西部的城市贫民都迫切需要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自凯末尔独裁以来被打压的伊斯兰教乘势而起,而且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改造扩大了影响力。清真寺不再仅仅是一个聚敛钱财,操纵司法的地方,反而开始为基层群众提供一定的福利、娱乐,当然也趁机控制这些被现代化抛弃的民众,扩大宗教影响力。1983年成立的伊斯兰党派繁荣党,另一个名字就是“福利党”。

繁荣党领导人曾经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是代表着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和秩序,繁荣党的目标是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则是“公正的秩序”的典范。此外,繁荣党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落后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

由于土耳其军政府显而易见的腐败,繁荣(福利)党对世俗政权的抨击颇为有力,在军政府的暴力优势前也始终站得住脚。土耳其社会就像19世纪《红与黑》时代的法国那样,由军队和教会构成社会的两大支柱。

埃尔多安来了

埃尔多安在大学期间加入了这个福利党。1997年军方政变成功,解散繁荣(福利)党,埃尔多安和其他一些党员重新组建了贤德党(美德党),更加强调用传统的伊斯兰道德来对抗资本主义的破坏性。

埃尔多安

从50年代到21世纪初,土耳其内部始终存在发展经济和安抚内部矛盾的尖锐冲突,控制大多数基层社区的伊斯兰势力屡屡插手世俗政治。但总的来说,现代化经济不断增长,以西部城市为根据地的军方世俗派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避免土耳其军队加入反以色列联盟,也往往为军事政变提供外部支持。所以,从1960年到1997年,四次军事政变都成功地扭转了政局,阻止了宗教党派上台,同时也保住了军方自己的庞大利益。2001年,贤德党再次被军方强制解散。


这一年埃尔多安四十六岁,他痛定思痛,意识到了传统伊斯兰政治力量的问题——只强调获取民众支持,却忽视了利用现代经济的力量。以往的成就其实不是伊斯兰势力或的胜利,只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失败。所以,繁荣(福利、贤德)党在对抗军方世俗化利益集团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是被动的守势,无法真正掌握一个现代国家。2001年,埃尔多安在贤德党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从党名就能发现,埃尔多安从原有的政治立场上大幅转向,企图在安抚底层的宗教力量和促进现代经济的工商业之间取平衡,打造一个伊斯兰化的现代化国家。

为此,正发党放弃了此前的抵制欧盟政策,不再和全部工商业者作对,而是在坚持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提高在救济、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领域的预算,缓和贫民生活压力,调和经济发展与底层民众相对贫困的矛盾。简单地说,正发党放弃了极端的保守底层主义,转而和新兴的富裕阶层结合。他计划用保守力量掌握的基层力量稳定社会,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提高外国投资和本国资本的利润率,再增加税收来获取更多的底层支持。可以说这是对过去几十年底层伊斯兰运动的“修正”。

事实证明,在21世纪初的经济繁荣周期中,这个“修正”策略颇为有效。2003年,正发党和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埃尔多安出任总理,2007年和2011年又两次胜选。到现在为止,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已经连续执政15年,土耳其政体也逐渐转向强势的总统制,埃尔多安从政府首脑变成了国家领袖。依托这一执政成果,2003年之后的多次军事政变都被挫败。

运去英雄不自由

然而,一旦经济繁荣期结束,同时讨好所有阶层的政策很难持续下去。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加深,土耳其这个产业水平不上不下的中等国家也随之出现经济减速,增长率从10%上下回落到2014年的2.9%,2015年的4%。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不肯放弃和新兴资本家的联盟,也不敢大幅削减给基层的福利,因为国家体量小还不敢放弃对西方的经济改革承诺,自然只能对城市中间阶层下刀。从2013年开始,城市中产和埃尔多安政府屡屡爆发大规模冲突,一度导致全国前十大城市一齐瘫痪。

与其同时,由于埃尔多安和资产阶级紧密联盟,正发党迅速腐败化,迅速向当年的军政权靠拢,泛左翼也放弃了坚持和正发党的联盟,转而自行发动底层运动。左翼底层力量不仅在选举中不再是政府的支持者,部分极端力量还屡屡发动武装对抗。2015年3月31日,土耳其共产党武装曾攻击伊斯坦布尔司法机构,公开杀死了对左翼提起不公正诉讼的检察官。埃尔多安发现,之前十几年的左右逢源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左右为难。

本次军方的政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军方世俗化集团在蛰伏多年后意识到埃尔多安的政治虚弱性,冒险发动了新一轮政变。目前看来,政变可能失败,但很明显是21世纪最接近胜利的一次军事政变。(修订:埃尔多安又称本次政变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葛兰运动发起的,如果这个说法没错,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埃尔多安的“修正主义”破坏了从贤德党继承的政治资本)

总的来说,土耳其、台湾、泰国、埃及发生的一系列政局变动都有相似之处。以军方利益集团和传统执政集团为代表的一方(如土耳其军政府、台湾国民党、泰国军队、埃及军政府)强调经济发展,主张经济自由化,对资本相对放纵;以宗教、传统社区和底层运动为基础的另一方(如土耳其宗教势力、泰国他信势力、埃及兄弟会、台湾民进党)强调社会公正,主张限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保护农民(贫民)利益,增加底层福利,为此不惜降低经济速度乃至放弃社会现代化。

军方和传统执政集团虽然无耻,但拥有现代化力量;保守化运动虽然主动反智反生产力,客观上却能安抚资本主义的“弃民”,掌握底层,两者的对抗很难迅速分出胜负。在民主政治下,后者往往会取得更高的支持率,入主政府。但前者更能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如建设核电站,为商业项目征地),同时也为利益集团提供更多分肥机会。所以,要么是每到经济下行期就出现政权交替,要么是军方频繁发动政变。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意味着社会动荡和经济减速,制造更深的政治矛盾。

21世纪前期的埃尔多安暂时带领土耳其跳出了这个死循环,但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埃尔多安中间偏保守的“修正主义”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果。一旦经济开始减速,全部有利条件都可能转化为他脚下的地雷。眼下埃尔多安凭借执政15年的惯性勉强控制了局势。但如果世界经济减速的大势不变,各路反对派肯定还会发起新的一轮轮挑战。到那时候,埃尔多安政权要么崩盘,要么就得放弃眼下的骑墙政策,回归传统的极端伊斯兰运动,用社会发展停滞的代价来维稳——毕竟今天拦住叛军的主力是宗教力量动员起来的民众。这土耳其很可能会像泰国、埃及那样,回到两派轮流夺权的死循环。

一堂公开课

写到最后,忽然想起毛泽东主席在七十六年前评点过土耳其问题: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凯末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当年毛泽东主席明确说中国不做“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今天的政变直播秀能否给中国一点借鉴呢?仔细想想还真有——90年代新疆工商业就业人口下降,基层党组织崩盘,此后清真寺成了很多基层社区唯一的娱乐和文化场所,即市场经济抛出的边缘人口是极端主义天然的土壤。与之类似,东北大下岗也导致了邪教泛滥和基督教的迅速扩张,在许多老工业社区,市民过年贴春联的比例在21世纪初急速降低(部分地下教会不许,或要求贴基督教颂词)。既然土耳其没有通过骑墙政策解决这个矛盾,未来的中国也必须跳出原教旨资本主义和底层愚昧盲动的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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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16 22:03 | 只看该作者
外国网友问中国为什么没有颜色革命 上海姑娘回答获赞2万隆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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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07-16 19: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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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中国颜色革命民主

最近,一个被外国网友讨论多时的问题,终于漂洋过海,“回到”中国。

“中国知识精英怎么还不发起颜色革命?这看上去很简单不是吗?”

截图

这个犀利、理直气壮甚至十分粗鲁的问题,来自Quora上一位不知名人士。Quora类似知乎,是美国知名的问答平台。

一年多来,超过100名网友给出了答案,美国人、印度人、挪威人以及海外华人……长期受到西方媒体轰炸的他们,却道出了风格各异的精彩见解,一个上海姑娘的短文配图更是获赞两万。

7月13日,微博网友@天涯尼丹小 发现了这些回答,他感叹这简直是在“用论文方式给题主洗脑”,读书人现在干嘛要造反?中国人为何要搞(西式)民主?中国政府真独裁?……“颜色革命威武,教育了全球读书人!”

下面,观察者网摘译了其中阅读量和点赞量最高的一批,以飨读者。

Mickey Lin:把美国强扭成单一国家,美国人也会拒绝吧?

曾在北京和台北学习,加州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民主不过是政治体制中的一种,不一定是一个国家最好的政府组成形式。

许多民主国家的发展并不如中国好,比如印度。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印度的GDP高于中国,但现在却落后于中国。

题主假设每个知识精英都渴望民主或者美式政府制度,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比如,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165个是单一国家(观察者网注:unitary states),中央政府权力高于地方政府。但美国各州却是部分自治的。美国是否该变得向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呢?大多数美国人应该是拒绝的吧,因为这可能适合其他国家,但不适合美国。

民主很好,但也应该尊重其他人的不同爱好和选择。

(6月8日,610赞,31113阅读)

Akshay Lawange:言论自由能吃么?

坐标新德里,“政治学理论研究者”

如果说民主是一套软件,你为什么想把它满世界安装呢?

中国如今比民主国家还好,比如印度。

中国人发明了新的发展模式。统治阶级(观察者网注:political class)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中国知道,经济一旦出事,执政党接着就得下岗。他们必须把经济搞好。”

就印度而言,我们不享有“实质民主”(substantial democracy),只是处于“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当民众连识字、吃饱饭的权力都没有的时候,你还能想到什么公民权利?

对于乞丐来说,言论自由能吃么?

结社自由能喝么?

不,你得先让他们吃饱饭,先让他们接受教育,然后他们才知道什么是权利。印度徒有民主的空壳。中国人比印度人享有更多的权利。

说到人权,中国的孩子也比印度好。至少,中国孩子存活率更高、更自由、更健康、受教育的机会也更高……

中国的妇女不会因为绝育、营养不足、贫穷而死,印度妇女会。

(6月15日,647赞,44956阅读)

Myk Shaalo: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容易通向幸福

美国公民,“很多亲戚在中国”

先上图:

马斯洛理论

这个理论并没有说,只要有投票权,人的需求等级就能得到满足,也没有说,没有投票权,人的需求等级就会受损。

不少人觉得,中国人的方式比美国人更容易通向幸福。马斯洛理论中类似食物、家庭、友谊、成就等要素,中国文化都非常重视。

看上去,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城市安全,家庭稳定,资本主义和精英统治继续提供关键动力……中国人干嘛要起义?

(6月3日,108赞,14169阅读)

Connor Clark-Lindh: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世上有比民主更好的体制

坐标新加坡,西华盛顿大学,“不是很粉民主……”

因为(对于像你这样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可能会很惊讶),在这个世界上,有众多知识精英并不认为民主是唯一的最好的政治体制。

事实上(我要说的可能会吓你一跳),许多知识精英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民主是个坏主意,正如在在某些情况下,共产主义是好制度。是不是很奇妙很复杂?

此外(这条更颠覆),还有更多人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民主等制度更好的体制,只是我们还没“发现”,或者没找到相应的架构。

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中国知识精英没有引入西方民主,就是因为他们大都不愿意啊。很多时候,大部分人对现政府很满意。

我建议,这个问题可以改成,“__(某个民主国家)的知识精英怎么不起义,将__(某个非民主制度)引入自己国家?”

(2015年5月31日,144赞,12429阅读)

Alexander Risøy:去一趟中国才发现,根本没有“独裁”

坐标挪威奥斯陆,毕业于格拉斯科大学

我多次去过中国,去之前,我也有类似的疑问。不过,下面的经历或许能提供参考。

一次,我去故宫参观,一个叫Linda的中国女孩是我的导游,她学的是会计。我们曾经历一次长谈。

我很好奇,问了许多关于政治、历史、文化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类似题主的问题。

Linda回答是:“一年比一年好,为什么要改变?”

你的确不能保证,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还想指出的是,中国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独裁(观察者网注:dictatorship)。这个党有8800万党员,关于选谁,他们的意见已经很有分量。

去中国吧,亲身感受一下。那是个美妙的国家!

(6月19日,184赞,18166阅读)

Jiang HaoYuan:西方精英敢不敢想象其他更好的制度?

坐标新加坡国立大学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人们经常把中共看成一个静态整体,却不知道它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阶段的重点不同。

中国曾经历了多年的外国侵略和掠夺,除去早期的一些错误,中国的极端贫困率从上世纪60年代的90%降到了现在的10%,贫困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80%降到了30%。西方媒体一直丑化的政府里,有这样对待穷人的吗?

为什么中国知识精英就要支持你建议的民主?民主有什么好的?是啊,对于受了50多年反共洗脑宣传的西方人,共产党的统治也许很可怕。但是不要混淆概念,中国现在采取的是社会主义。这有什么不好?

拿我妈举例,她家有兄弟姊妹6人,只有一人有收入,她大学时被查出血癌,在上世纪80年代,她读书免费,骨髓移植免费。对于我来说,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理念,不同背景的人互相关心,亲如一家,完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为什么西方的“知识”精英如此盲目地支持民主制度?也许经过多年驯化,他们已经不敢想象其他制度也能行之有效吧。“不民主的”中国的成功可能已经把他们吓傻了。

(2015年5月25日,265赞,18713阅读)

Raghu Bhaskaran:我同意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

并无简介,但关心的话题多和印度有关

我不是中国或共产主义的粉丝。

但我总是奇怪,为什么西方叙事老是把自家的民主、自由主义、世俗化等等当做普世价值,人人都非得这样活?

经验决定个体,历史传统决定社会。每个社会都会应运产生自己的领导,随着时间的流逝,领导精神和意识形态可能会和社会脱节,人们会去调整。如果调整也没用,变革自然会来临。

如果共产主义适合如今的中国,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强加那些西方理念或许还会适得其反。

如果能享有生存、安全、机会和繁荣,我同意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

(2015年11月12日,107赞,11000阅读)

最后是完爆其它一众答案的上海女孩Michelle Zhou(观察者网注:这位网友的资料并未标注性别,只是头像是个女孩)。

Michelle Zhou:我们看上去像受迫害?被洗脑?没自由?

坐标洛杉矶,“善政胜过好民主”

不管是不是知识精英,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造反。

我曾经试着解释为什么中国不需要(西式)民主……一而再再而三……吵够了。现在,该给西方民主展示一下“贤能治理”(Meritocracy),中共的“贤能治理”。

20年内,从一无所有到下面这样……

20年内,从一穷二白到这样!我老家!我们地底下可没有石油!

我们看上去像受迫害?被洗脑?没自由?像要换一个更好的政府?

谢谢你的建议,中国现行制度运转良好。

(5月29日,20300赞,778955阅读)

是不是有点眼熟?之前在“中国为何在美军事基地附近造岛?”一问中,放大招的也是她。

有趣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当外国网友更加客观、平静地讨论中国之时,一些“真正的”外国知识精英却在感叹,理解中国非常困难。

黎安友(Andrew Nathan)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研究中国超过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的著述不下15本。6月18日,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不知道怎样才能懂中国。

他认为,中国党政体制很强,资源人马丰富,经济发展快,很自信;另一方面,党的文化又跟历史潮流非常不一致。但是,他也看不到中国党政体制的弱势和弱点。与苏联不同,中国的党政体制看起来还是很有活力、有韧性。

当然,至少有一点他可以确定。黎安友说,美国现在跟中国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交流机会很多,而“我们对中国的认识程度比50年前高得多,但还不够”。(文/观察者网隆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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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1 10:40 | 只看该作者
全球政坛:右翼的崛起 英国公投只不过是最新一枚炸弹文 / 王懿君 2016年07月21日 10:13:15  0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Dani Rodrik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称,英国脱欧公投的冲击不小,市场渐渐明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严重低估了当前全球化形式的政治脆弱。而普遍的反抗情绪似乎正以一种不同的、交叉的形式展开:重申本土和国家认同,要求更大的民主统治和责任,拒绝中间政治党派,怀疑精英与专家。
这种强烈的抵触情绪是可预见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确对推动跨机构(管理市场、稳定市场和立法)边界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做出警告。而旨在创在无缝融合全球市场的贸易和金融超级全球化撕裂了本土社会。
更大的意外在于右翼采取的政治反应。在欧洲,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和本土主义民粹派崛起,而只有一部分地区是左翼领袖主导,比如希腊和西班牙。而在美国,右翼煽动政治家特朗普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左翼的桑德斯无力取代中间派希拉里克林顿。
随着新建立共识的消褪,全球化凸显出拥有技能和资源,能利用全球市场的人和没有该能力的人之间的阶级分化。与基于种族或地区的身份分裂不同,收入和阶级的分裂一般来说会加强这种政治上的左倾。那么为什么左翼无法对全球化构成巨大的政治挑战呢?
一个原因是,移民问题已经盖过了其他全球化“冲击”。民众从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大量贫穷国家的移民和难民处感知的威胁,增加了极右翼政客受欢迎的程度。
拉丁美洲的民主社会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些国家大部分都经历了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和海外投资冲击,而非是移民冲击。全球化变成等同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政策(Washington Concensus policies)和金融开放。中东或非洲的移民数量依然有限,且几乎没有政治冲突。因此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者的反抗是以左翼的方式进行的,比如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以及委内瑞拉。
华尔街见闻注: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不少评论指此共识是美国作为支配欧洲和拉丁美洲经济的手段。
这个故事和右翼崛起的欧洲大陆的两个例外——希腊和法国相似。希腊的主要政治断层是欧盟和IMF要求希腊实施的紧缩政策。而在西班牙,直到最近大部分移民都来自文化类似的拉丁美洲国家。这两个国家不是培育极右翼主义的温床。
但拉丁美洲和南欧的经验或许揭示了左翼的更大弱点:缺乏振兴21世纪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明晰计划。从希腊的激进左派联盟(Syriza)到巴西的工人党,左翼未能提出稳固经济,又在政治上受欢迎的、更好的改良政策——比如收入转移。
左翼经济学家和技术派官员尤其受到指责。他们没有贡献什么建议,而是过于轻易地屈服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更糟的是,他们在关键时点主导了超全球化运动。
欧盟、OECD都把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崇拜——特别是短期的那种看做政策标准,而近几十年IMF为全球经济做出了最有决定性的决策。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Rawi Abdelal所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领导这种先锋运动的不是自由市场理论家,而是 Jacques Delors(欧盟委员会)和Henri Chavranski(OECD)这种法国技术派官员,他们与法国社会党联系紧密。而在美国,技术派官员与凯恩斯主义的民主党联系更密切,比如萨默斯,后者为放松金融尽管打下头阵。
法国社会党技术派官员似乎已经把上世纪80年代初密特朗试验失败,总结为不再可能进行本土经济管理,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可以实行的最好的选择是颁布全欧洲及全球的法则,而不是允许德国、美国等强国实行自己的法则。
好消息是,左派的知识真空已经被填补了,不再有任何理由去相信“无可替代”的暴政。左翼政客没有理由不利用经济学的学术弹药。
参考几个例子: Anat Admati和Simon Johnson倡导激进的银行业改革; Thomas Piketty 和Tony Atkinson由一系列政策提议来应对国家层面的不平等;Mariana Mazzucato和Ha-Joon Chang在分配公共领域资源培养兼容式创新方面,写过多篇深入的文章;Joseph Stiglitz 和José Antonio Ocampo提议全球改革; Brad DeLong,、Jeffrey Sachs和Lawrence Summers认为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长期的公共投资,并赞成绿色经济。左翼已经有足够的要素去构建一个纲领性的经济反应。
右翼与左翼的关键差别在于,右翼依靠的是社会加剧的分化来成长——“我们”对抗“他们”,而左翼会通过改革克服这些裂痕。因此这两派都从资本主义内部拯救了资本主义。但如果左派不再有类似的回应,这个世界将成为民粹主义者和极右翼党派的天下,后者将加剧分化,并带来更频繁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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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1 11:49 | 只看该作者
特朗普崛起竟全因“中国冲击”? 魏尚进这么说

2016年07月21日 07:44
来源:第一财经网 作者:周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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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
去年以来,全球“民粹主义”迅速升温,美国、英国以及整个欧盟都是如此,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崛起也与此有关。然而,在美国竟然流行着这样一种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造成了特朗普的崛起。这究竟有何根据?
“中国冲击论”不实
近日,在2016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高峰论坛上,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表示,所谓“中国冲击”,在美国受到众多左派右派的精英都讨论。其逻辑如下,第一步引用了一批经济学家的研究,即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出口增长迅猛,中国GDP是每十年翻一番,而出口则是三年半就翻一番,于是中国很快从全世界20-30位的出口国变成了第一位出口国。
此外,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国家结构里面,从较低的位置升到了靠前的位置。魏尚进表示,上述学者把美国分成两三百个小的经济体,就发现哪些地区经济结构碰巧和中国进口的结构高度吻合,这些地方就会出现失业,而且这种失业率可以持续很久,往往5-6年不变,“这是经济学院研究发现的中国经济崛起和美国不同地区不同程度的失业率,以及失业率持久程度有关。”
同时,政治学家们又加了一步,“他们通过跟踪调查发现,受中国贸易冲击比较大的地方,往往选民容易对当前政客表示失望,从而使他们更加渴望在现有政治经营之外,另找人选,这时便出现了特朗普这样一个另类的候选人。”
川普激情演讲屡次提到中国
针对这种逻辑,魏尚进强调:“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讲法。我觉得美国之所以会出现大量失业,与其本国劳动力改革不彻底有关。”他指出,中国在加入WTO之前也有很多担心,例如担忧加入WTO对中国经济会造成很多冲击,“但是国内没有出现失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坚持做了各种产品市场,包括很多要素市场的改革。”
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很多海外人士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减速对其他国家是有负面影响的,但魏尚进认为,实际上有很多国家从中受益,例如越南和孟加拉,由于中国转型而退出一些行业,反而给他们提供了机会;此外,现在亚洲增长最快国家,包括马尔代夫,其高增长归因于两大原因,且都和中国有关。第一,中国近年来旅游者数量猛增;第二,这些岛国往往是燃料、食品的进口大国,本国无法自行生产,近几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间接和中国有关,所以很多国家高速发展实际上是和中国的转型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设施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各国过去增长里面,中国的发展给其他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带来了很大好处,从而促进其他国家增速提高。”魏尚进从三个角度来证明了这一说法。
第一,以前在建公路铁路时,必须要有盾构机,这种机器以前全球只有德国、瑞士、美国、日本有,盾构机非常昂贵,造价上千万美元。因此国内早期就只进口一两台,北京、上海一台,其他地方还需要借,因此建路速度很慢、成本也高。
后来,中国开始尝试自己制造盾构机,成本大大下降,这也使得中国在2003年后中国公路、铁路增长速度大幅提升。此后,中国更是从盾构机进口国变成了盾构机出口国,而且增速迅猛。直到今天,如果以出口总价(美元)来看,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盾构机出口国,第一大是德国;如果以吨位数来看,中国是第一大出口国。
第二,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进口国,大概在若干年前变成了世界第一大钢铁出口国,钢铁的价格也随之不断下降,对大部分公司工厂来说,钢铁是原材料,价格下降带动了其他行业生产力、利润提高,也方便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中国公司海外工程的承包也有益全球。在基础设施上面,亚开行一共在亚洲地区做了1200多个项目。早期承包海外工程最多的国家是韩国和日本。中国在加入亚行之后5年,就自己在海外尝试承包工程,竞争力也逐步提升。直到今天,亚行所有的海外工程项目中(公平竞标),中国成功中标率领先。由于中国的工程成本低、质量可靠,所以也大大促进各国基础设施的发展。
中国面临转型创新挑战
当然,中国当前也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因此经济转型,即由劳动密集型向创新型经济体过渡的重要性由此体现。
“中国进入WTO时,劳动成本低于全球200多个国家,此后很快超过了越南和印度,现在高于菲律宾,中国排名应该是在全球前60位左右。”魏尚进指出,在上述四个方向中,转型的主要动能无非就是创新。
其实,就企业转型而言,无疑有四大方向——Down,Up,Out,In。
魏尚进称,Down就是关门,夕阳行业早晚需要退出;Up就是创新、提升,往更上游、相对复杂的技术方向,不是跟孟加拉国竞争,而是跟法国工厂竞争;Out则涵盖海外投资,全球重新布局,近几年中国民企在这方面发力较猛;In就是内迁,沿海地区成本高的,中国全国发展水平仍非常不均,因此工厂内迁可以延长生计,但也不会是长久之计。
关键在于,中国是否具备了创新的实力?
按照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的信息来看,中国专利申请增长非常快,2000-2014年增长翻了57倍,远远超过GDP增长率,2011年开始,在国内每年申请专利的总量超过了美国。
当然,也不乏声音质疑,中国人口基数大,这是否造成了中国专利申请数虚高?
各国专利数对数
魏尚进也用另一个例子否定了这一假设。他表示,一般专利申请时会提到,这个发明主要是借鉴了其他什么发明创造,或是否有其他专利给予了启发?美国专利局都会作出相关纪录。“例如东风汽车[0.59% 资金 研报]厂2001年申请专利,专利局还会记录之后每一年,这个专利被多少别的专利引用。”
从被各国企业专利引用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发明创造也是非常可喜。魏尚进发现,有越来越多别的国家,在美国申请专利时,会引用中国专利的信息,表明他们认可这种专利里面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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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2 09:01 | 只看该作者
外媒:全球GDP增速慢 我们恐成下一个日本

2016年07月22日 08:18
来源:凤凰国际i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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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秋天被人们所观察到的全球经济放缓仍在继续,因此一场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增长。在每个G7经济体中,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都在放缓,所以这种危险加剧了。这些经济体的增长放缓正如简单的数学公式所显示的:每小时产出的增长,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加上潜在劳动力的增长、工作时数的代理——加起来等于GDP的实际增长值。


正如在一前所说的,这个简单的生产力和人口趋势的组合表明,美国GDP增长趋势正趋向于1%。这让人想起日本那“低迷的几十年”,那时日本GDP的实际年增长率只有0.75%,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警告过,美国正在“变成日本”。
将分析对象延伸到其余的G7经济体时,我们发现每个经济体实际上都在“变成日本”,北美之外的所有国家(暗指欧盟)都在发生最剧烈的增速放缓。因此,在这场正在进行之中的全球经济放缓中,随着全球最大最发达的经济体们都出现了趋势增长放缓,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大。


面对美国放缓的趋势增长,美联储曾希望只要自己实行大小合适的量化宽松及低利率政策,美国经济就会恢复到趋势增长的早期水平。我们将这一努力称作是一个“伟大的实验”,该举措只推动需求向前,而最终将消耗未来的需求,并无法达到美联储的目标。而其他G7经济体的央行可为了提振经济增长做了更大的努力,但是他们更为低调。
为了使我们简单的数学分析有着国际上的一致性,我们使用了每个G7国家生产率,劳动力,以及潜在劳动力的可比年度数据。然后,我们审查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半个世纪的数据。此外,我们审查了2010年-2015年期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2015年-2020年期间的潜在劳动力增长数据,以评估后者的增长趋势。
由于生产力非常难以预测,并且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预估它在短期内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我们用过去五年的平均生产率增长作为预估未来几年情况的最佳依据。而美国的结果与我们最初的研究结果相当一致。
而北美以外地区的增长趋势可能会更差。事实上,德国的前景比起主要的英语发达国家要疲弱得多。尽管平均生产率较2010年-2015年期间相对增长了0.8%,但潜在劳动力的年增长较2015年至2020年期间下跌0.4%,GDP趋势增长预计在2016-2020年期间仅有0.4%。而英国脱欧对增长轨迹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它不太可能会有助于提振增长。
德国劳动力和生产力趋势图(1958-2016)
在1957年-2007年期间,德国生产力的年平均增长率为近4%——在20世纪60年代提高了一点,而在20世纪90年代又降低了一点(上图,金线),而劳动力的增长稳定在了左右0.3%(下图,金线)。因此,德国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最近几年发生了大幅放缓——鉴于德国是欧元区经济增长的火头,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尽管如此,没有一个G7经济体的状况看起来已经有日本那样可怕,要知道:日本的GDP趋势增长在未来五年内将放缓至0%。事实上,潜在劳动力设置为负0.4%的平均年增长率和2010年-2015年期间生产力0.4%的平均增速,相互抵消了,从而GDP趋势增长为0。不像其他的G7经济体,日本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年增长率都逐步下跌了。
所有这一切都凸显了G7经济体“变成日本”的程度。在1957年-2007年期间,除日本以外,所有经济体的趋势增长都位于3%-4%之间。但是,在2015年-2020年期间,当日本的趋势增长处于一个0%的轨道之上时,德国GDP趋势增长也仅在0.4%。由于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增速都放缓,所以所有的G7经济体都正趋于较低水平的趋势增长,而日本的增速更是以0%垫底。
当然,这个趋势增长放缓的问题是我们“溜溜球年”论文的一个标志,该论文认为下降的趋势增长和提高的循环波动导致更频繁的经济衰退。这是因为,当趋势增长率接近于零的时候,在实际增长的增长率周期衰退期间,趋势增长率持续一段时间低于零也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从而引发一场商业周期的衰退。
趋势增长放缓的另一个结果是出现竞争性贬值。由于国内需求未能提供足够的增长,所以各国家试图通过贬值本国货币刺激出口从而提振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长在零附近徘徊而出口价格的增长为负,这些国家都在争夺一个收缩的行业馅饼。
此刻,所有的G7经济体都陷入增长率周期的漩涡之中。因此,一定程度上讲,在所有情况下,经济衰退都仍然存在。鉴于正在进行中的全球经济放缓,这意味着一场全球经济衰退,尽管不会马上就发生,但在短期内还是很有可能发生。情况正是这样,全球经济难以负担重大的负面冲击,尤其是如果一些G7国家因普遍且持续的经济衰退而进入周期性脆弱窗口之中。由于世界各央行基本上都没有了“弹药”,并且无法就如何让经济增长回到正轨达成任何共识,所以一场全球经济衰退将特别棘手。(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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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2 11:49 | 只看该作者
日本“刺激经济”的阴谋:

同中国争抢世界第三货币主导权文 | Phaser 2016-07-22 11:25:00

[url=]255[/url]





导读: 虽然嘴上拒绝“直升机撒钱”,其实日本超级宽松的金融政策是史上罕见的,但是日本通胀依然奄奄一息。分析师认为,日本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因为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输出日元,同人民币争抢国际地位。

日元最近仿佛成了金融市场的一个焦点,先是英国退欧之后大量的所谓避险资金买入日元使得其大幅升值;再然后是上周五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访问日本,并和安倍晋三、黑田东彦吃了顿午餐后,日元对美元创下21世纪来最大周跌幅。没错,就是21世纪以来。
随后市场上纷纷高呼日本央行将“开着直升机撒钱”。然而在分析师看来,日本央行“将会”开着直升机撒钱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央行“已经”开了好多年了。安倍晋三推出 “安倍经济学”之后,为了要达到所谓通胀“回到2%”的目标,日本央行更是变本加厉地放水,然而日本的通胀依然半死不活,难道从来没有一个人觉得非常奇怪吗?
其实,日本真正的战略目标,从来不在国内通胀。
这个世界上大发规模超发本国货币却没有引起强烈通胀的国家此前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原因很简单,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虽然它由美国发行,但实际上却承担了为全球提供流动性的功能离开了美国本土。
日本央行大量超发货币却没有引起强烈的通胀的原因也是非常类似的:那就是那些超发的日元,同样流出了日本本土。唯一的差别是,美国靠的是巨额的债务和巨额的贸易逆差去输出美元,而日本央行靠的,是人为刻意制造出的极低的利率和日元资本在各地的疯狂投资。
如果安倍晋三明知道超发日元根本不会留在国内推动通胀,而他却一再宣称目的是推动通胀,那么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政府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推动国内的通胀,而是借着推动国内通胀这个幌子,多印出数十万亿规模的日元,并把这些日元释放到日本本土之外。
日本为什么要把这些货币释放到本土之外?很简单,如果它不那样做,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就会抢先一步,把日元挤出去。那这个国家又是哪个国家呢?显然就是一直在满世界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货币互换协议的中国。
实质上,日本早已意识到,以它过去的日元发行量,是不足以在东亚和东南亚与人民币对抗的,所以它采取了超量发行的策略,目的就是先确保足够的货币存量,再与人民币有朝一日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一争高下。说白了,日本央行超量发行日元的目标其实是在跟中国争夺东亚和东南亚区域货币的主导权,甚至争夺世界第三货币的主导权。
根据日本央行自己的数据,截止2015年年底,日本对东南亚东盟国家的投资额较五年前几乎翻了三倍,至20.1万亿日元。而ASEAN Secretariat数据则显示,截至2014年的三年,日本是东盟10国第二大投资者,仅次于欧盟。同时如果大家有留意此前的新闻,会发现日本给印度提供的用于建设高铁那一万亿日元的贷款,是近乎免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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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3 11:35 | 只看该作者
美国观选丨
宋鲁郑:中美竞争,在于谁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发表时间:2016-07-23 08:29:53
字号:[url=]A-[/url][url=]A[/url][url=]A+[/url]



[url=]12[/url]
44


关键字: 美国大选中美竞争中国模式中国制度中美

对美国的第一印象不错:有活力,人人有干劲,效率挺高。服务行业态度和蔼可亲,热情满面,积极主动。我到超市一问他们的工作时间,简直惊掉了:早八点到晚十点。比勤劳的中国人还勤劳。据美国的朋友说还有24小时营业的超市。这和暮气沉沉、安逸的欧洲对比实在悬殊。在法国这就叫违反劳工法。要么工会会组织罢工,要么司法部门找上门来,大加责罚。也怪不得法国不少学者过去对我讲,中国太像美国:发展模式像,生活模式也像。如果说区别,中国人是为了工作,美国人是为了金钱。而且根据美国人自己的说法,中国的效率大约是美国的两倍。

这一印象印证了自己以前的一个看法:欧洲、日本、俄罗斯都已经没落,只有中、美还有未来。不过,美国的条件确实比中国好。一是地缘政治优势中国望尘莫及。中国邻国大国多,日本、俄罗斯、印度不必说,那些小国也都不是善茬。菲律宾一个仲裁举动给中国带来多大麻烦,耗费多大精力和国际资源。二是美国资源丰富,许多都能自给。还有资源更丰富、关系更铁的加拿大。中俄如果也能保持如此关系,中国资源压力会小很多。三是相对而言,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其国内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规模远小于中国。

本来,以美国的先天禀赋和民族的进取特性,21世纪只会把中国拉的更远,而不是被中国迎头赶上。出现这种局面,有人认为是小布什的失误。可是奥巴马8年也没能改变局面。另一个观点则认为是制度。毕竟他们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仅归于某一个人并不公正。更何况美国是标准的三权分立,个人因素无法主导一切。实是整个制度运作的结果。

确实,两国民众都勤劳、进取,美国的内外先天禀赋都远超中国,却日益被中国迎头赶上,不是制度是什么?

其实许多美国学者也认为根源在于中国的制度。只不过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专制制度遇到好的领导人,表现会远远优于民主国家。但遇到不好的领导人,就会前功尽弃。福山就是这种看法,还提出中国如何解决“坏皇帝”的问题。

但中国早就解决了“坏皇帝”命题,一是最高领导人经过长期基层锻炼和全国选拔——过去皇权只是在家族里,也无基层经验。二是任期制。假如有不称职的领导人,也会和西方一样定期改变。

解决了“坏皇帝”挑战的中国,自然表现将远远优于西方这种民主体制。

说起来,西方等着中国出错然后再超过中国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真正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是看谁能更好地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从目前来看,美国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奥巴马八年把美国的国债从10万亿美元极速上升到近20万亿,也就是说他八年欠的债等于过去美国两百多年欠的债!对外则是反对中国搞亚投行,在南海挑衅中国。7月12号美国官员、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竟然在智库发布演讲时声称:南海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top national interest)。真是无比荒唐和愚蠢。

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康达:南海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

美国不改革自身,总寄希望于中国自己失败或被它搞下去,怎么能赢得这场竞争?

我们不知道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何以如此,但是中国的自由派或许功不可没:他们一直忽悠美国是中国的学习榜样,既然美国是榜样,自然无须改革。看来中国没有被忽悠,倒是忽悠了美国。

我到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才发现在机场命名上,新旧大陆可谓不谋而合:都喜好冠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英国是希思机场,法国是戴高乐机场,华盛顿另一机场是前总统里根。机场还有里根的雕像。不知这算不算个人崇拜。这是我对美国的第二印象我想,如果北京首都机场命名为毛泽东机场,也树立毛泽东雕像,估计西方和海内外某些群体必群起而攻之。

对美国的第三个印象是它的宏伟建筑许多地方颇有纪念碑式的风格。至于林肯纪念堂等地标场所更是巍峨。这竟然一下让我想到北朝鲜。不管双方目的为何,但风格上颇为相似,给人的感受也一样:产生畏惧感、崇敬感。

第四个印象则是警察多,报亭少。来之前就听说美国街头警察密集。一到美国,发现果然如此。一下飞机先看到警察,到了出关大厅、等行李的地方也到处是警察。从机场出来也是如此。街道上,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警笛声不断。这让我想起几天前在布鲁塞尔开会,两小时就听到六次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见微知著,可知西方现在的状态。

华盛顿没有综合性的报亭。这和北京、巴黎、台北随处可见报亭的情景很不同。原因暂时无法知晓,估计是美国特色,但感觉确实非常不便。

美国一个让我意外之处是出租车非常方便。简直和国内一样,大街上随手拦车,随到随走。过去总说欧洲打车难、出租车极少是因为家用车普及。可是美国也是家用车普及,何以出租车仍如此方便?当然出租车都是黑人在开,职业和种族如此固定化,还是显示了美国的问题。社会上下流动如果和种族出身有关,实是社会的倒退。

最后一个美国不同之处(当然是和中国比,和欧洲比),是家庭门口悬挂国旗的现象很普遍。欧洲即使国庆节,家庭挂国旗的也很少,更别说平时了。这可能和欧洲二战后去主权化的欧盟建设有关。德国是因为二战原罪。中国则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去政治化有关。只有美国,象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旗依然高扬。这也从一个侧面理解何以如今美国民粹主义盛行,以至于出现特朗普现象。

第一印象往往敏锐而未必准确全面。下面就看和美国学者们的碰撞了。

我在华盛顿一共和三位美国学者交流了看法。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老师。他在很短的时间就安排妥当。从中也可见,中美如果合作,必然高效、务实,易出成果。如果换作法国,没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第一位学者是马伟宁先生(Brendan S. Mulvaney),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还是复旦大学的博士。刚和中国军方著名作家戴旭合出了一本书。由于他下午还要赶飞机,我们在华盛顿一家快餐店见了面,虽是快餐,但也有些名气。吃饭时有个细节,再次显示了美国的“文化”。我们各要了一盒酸黄瓜。可是我发现既无刀叉,也无筷子。原来要下手吃!美国人穿着随意的现象也随处可见。我旁边一位食客居然身着带洞的衣服外出就餐。

征得马伟宁先生同意,我可以无保留发表我们的看法。以下只是大意,并非原话。

由于时间紧,我没有客套直接发问:中美是竞争对手,双方争夺的是什么?

他答:中美不是竞争对手,只是竞争者。比如在经济上。

我追问:竞争对手和竞争者很难区分。关键是竞争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理解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中国,一些学者和我一样认为,中美在今天竞争的目标有三个——谁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谁的货币是世界货币?谁的制度更好?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双赢。

他显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国经济总量20年、30年会超过美国,但人均不可能。政治领域并不是竞争的关系,适合一个国家的,并不一定适合另一个国家。

我回应到:我理解你的看法。可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中美关系的现状。比如南海问题。美国反对亚投行。

他的观点令我意外:南海并不重要。并不是双方必须争夺的领域。至于亚投行,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是美国的愚蠢行为。

我又问:那么中国不接受海牙法庭的裁决,您认为是正确的吗?中国认为,美国就经常不遵守国际条约。

他并不赞同这一说法:现在形势不同了,过去能做的事,现在就不合适了。

我换了一个话题:您认为中国的模式可以持续吗?

他回应:中国发展很快,当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污染。但我认为是可持续的。

我继续发问:那么未来中国不可能实现西方民主化了?

他笑了:政治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好说谁最好。从欧洲角度看我们有黑人问题,有死刑,也有其他人权问题。中国的制度其实有不少民主因素。比如人民的代表性。中国没有皇帝,也积极回应民意。

从历史上看,我们是一步步实现民主化的,先是白人有产者有投票资格,到后来一步步实现普选。

我立即发问:如果中国民主化,可否像美国一样一步步来?先是男性有产者、受教育的人有投票权?

他再一次笑了:中国民主化是应该一步步来,选举应该是一步到位。至于怎么一步步开始,我也不知道。中国今天的制度就是试错型的,发现问题就调整。

我问了个敏感的话题:您认为中国一党体制下,反腐败能成功吗?

这个话题显然他很熟悉:我知道许多人说中国现在的反腐败是权力斗争,但我认为中国是真的在反腐,是为了拯救这个党,这个民族和国家。当然一开始会有激烈的做法,但以后会制度化。腐败是很顽固的,美国也有腐败。

我插话:都是相对廉洁。法国和意大利就是西方较为腐败的国家。新加坡和香港则做到了非常廉洁。

他最后的结论是:我希望中国反腐败能够成功,但我确实不知道答案。

最后我自然不会放过对西方制度的质疑: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没有未来。有两个原因。一是种族结构。根据出生率,欧洲二十年后就全面伊斯兰化。二是中产阶级日益萎缩,欧洲和美国都不到50%,已成绝对少数。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原因则是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这两大历史趋势。这也是福山忧虑的。

马伟宁先生赞同欧洲已没有希望了,无法改变。采取措施也已经太晚了。美国仍然还有机会改变。因为这种现象以前出现过。当爱尔兰人大量涌入时,美国惊呼要改变自身特性。当意大利人大量涌入时,也出现同样的担忧,后来是中国人,现在是拉美裔。每一次美国都找到了解决办法。

美国大选在即,自然也是我们的话题。他强烈反对希拉里,认为她的政策比特朗普更坏。他认为政府当然有存在必要,但不能决定我们买什么医疗保险,不能决定我们干什么。他属于保守派小政府的立场。

我笑道:中国人都支持特朗普,他主张美国事务优先,不愿意介入国际事务。他当选,什么TPP、南海问题,都不存在了。

他也大笑道:这很好。

第二位学者来自华盛顿著名的智库。他同意我不记名转述他的看法。我尝试总结如下。

他不赞同中美竞争三个目标说。认为国际货币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取决于市场的力量。而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决定的。我反驳说表面上是取决于市场,但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发展和稳定。如果一个国家的这些要素被破坏掉,也就丧失了成为世界货币的资格(比如南斯拉夫内战,就令欧元大跌。还有乌克兰危机,也令欧洲削弱,影响欧元地位)。不过这个话题我们各自保留看法。

至于经济总量中国超过美国,也不可能拥有美国同样的影响力。美国的军事优势,盟国优势。中国无法企及。

总体而言,他认为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中国都不可能赶上美国,所以他认为中美竞争的目标不可能是这三个领域,中美冲突也与此无关。

但问题出来了。何以解释目前紧张的中美关系?美国战略转移、反对亚投行、推动TPP和积极介入南海又是为何?我特别把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的话告诉他(即南海是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他非常惊讶和意外,他显然也不赞同。他虽然承认康达的官方身份,但否认是美国的官方立场。因为美国马上要选举了,南海问题由新政府来决定。康达如此表态的另一个原因是向亚洲盟国表示支持。

他认为南海问题,历史权益不好衡量,中国历史太长,其他国家没法和中国比,而且历史是变化的。1946年,美国帮中国在南海宣誓主权,那个时代大家的理念不同。现在的形势和做法已经和过去不同了。

对于亚投行,他也承认美国的做法愚蠢(stupid)。但究竟是反对亚投行这件事本身是愚蠢的,还是反对是正确的,但反对的方式是愚蠢的,他没有解释。

中美关系紧张,他的理解是根源于如下问题:中国竞争导致产业转移、失业率提高;网络黑客问题;产品倾销;中国意图挑战国际秩序等。亚投行就被视为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秩序。他倒是明确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威胁。而且人员和经济的交流作用有限,对改善双边关系的作用不大。

我也承认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是一个威胁,但不是有意为之。中国崛起打破了西方在工业品生产、资本输出、原材料定价权的垄断。这直接威胁到西方在全球的统治。

当我问他中国政治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他很干脆地回答道:“Can”。当我问他中国未来是否会民主化时,他反问民主的定义,我说:多党、一人一票。他立即答到:不可能。

我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仍然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吗?他笑了:中国已无共产党,何来共产主义国家?

我也和他交流了我们认为的西方面对的两个挑战。即种族结构问题和中产阶级成为绝对少数。

他也赞同欧洲已经没有机会改变。美国还是可以的。至少美国有学者在公开谈这个话题。比如亨廷顿写《我们是谁?》。忧心传统白人成为少数会改变美国赖以成功的特性。但在欧洲,是政治不正确,无人敢面对。

至于中产阶级萎缩,他还没有关注,但是非常惊讶。我的感觉是美国学者除福山外,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总认为改革是别人的事。

他也问了我一个问题:中国在美国大选后将在南海采取什么措施?

我坦率以对:这取决于谁当选。如果是特朗普,中国的动作就比较大。如果是希拉里,中国就会比较克制。特朗普主张美国第一,不想介入全球事务。那样的话,TPP、亚太转移、南海、东海就都不是问题。

他插话:可是特朗普也主张过韩国和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

我回应:核武器有国际条约,日韩受约束。但南海等问题没有。其实如果特朗普胜选,不用等中国出手,其他相关国家马上就会妥协、退让。因为他们知道美国靠不住了。就如同英国一脱欧,土耳其总统马上向俄罗斯普京道歉。是同一个道理。

第三位学者的观点和前两位大同小异。比如他也不赞同中美关系恶化是源自三个竞争目标,他认为是争夺规则制定权,是捍卫纽约——伦敦金融秩序。再一个就是地缘政治。虽然美国主观上的政策并不是要摧毁中国,但由于地缘政治却不得不遏制中国。

我随后问:那么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假如中国未来西方民主化,双方仍然是敌对?他点头同意。

虽然我一向认为中美是利益之争,不管中国采用什么制度都无法改变竞争甚至对立的关系,但由一位美国学者坦率承认还是很震动的。

在谈到中国模式是否持续、未来是否有可能采用西方制度模式时,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和自由派群体认为中国只有经改而无政改很不同。而且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稳定是很好、很聪明的模式。不过未来当中国中产阶级成为主流时,有可能会民主化。

我随后反驳道:可是很多国家没有中产阶级却早就民主化,如印度、泰国。他们的主体都是穷人和农民。中产阶级一定是民主化的必然条件吗?

整体而言,这位学者明显对中国是友好的,他反对美国在南海的做法,认为应该和中国坐下来谈;也反对美国用大棒逼迫中国遵守国际法(指南海仲裁),美国不应该继续当世界警察;双方应该合作。

和三位学者交流下来,对于中国何以在如此之多不利条件下,仍然能够迎头赶上美国有了更大的信心。一是连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中国模式是可持续的,中国不可能采用他们的制度。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美国必须改革了,福山只是一个少见的特例。毕竟,谁能赢得中美世纪之竞争,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谁能更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治理好自己国家。连问题都意识不到,连自己必须进行的改革都无视,何谈解决问题,何谈赢得竞争?这就是此次美国之行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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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bjoat 于 2016-11-4 10:12 编辑

杜特蒂在日本吐露心聲,獲的全體起立鼓掌。

網友評論稱:本来安倍请老杜去商量如何做狗的


老杜却教他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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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特朗普上台 将加速美国主导全球化的终结
  • 陈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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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4 07:44:12字号:[url=]A-[/url] [url=]A[/url] [url=]A+[/url]来源:观察者网
关键字:特朗普希拉里美国日本美国大选德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国
【受访者/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平;采访整理/ 观察者网 苏堤】
11月9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赢得大选,由于特朗普竞选中所表达出的非常明显的反全球化倾向,他的上台,也将开辟美国乃至全球政经新格局。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北大国发院退休教授陈平,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是研究经济周期和混沌理论的经济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来往于中美之间30多年,全球遍地游历,陈平对国际政经格局和中国发展战略常有独到见解。
对此次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的上台,陈平也有着独特而深入的思考。11日,在北京开往上海的高铁上,观察者网采访了陈平教授。
美国将正式承认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
观察者网:你提到,特朗普当选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怎么理解?
陈平:新自由主义即华盛顿共识,从1980年代起美国开始推行。当时苏联还没垮,拉美国家因为石油涨价,拼命借债。石油生产过剩之后油价大跌,拉美产油国家还不了债。美国人逼拉美做交易,以减免债务为诱饵,要求他们开放金融市场,导致拉美国家汇率动荡。
拉美国家被迫搞货币美元化,即货币盯住美元,中国也曾经学这个以美元为锚的固定汇率。这样美国就逆转了尼克松时代,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地位动摇的趋势,重新巩固美元霸权。
在二战后到1971年尼克松决定美元和黄金挂钩前,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战后建立全球军事同盟的诱饵,是对同盟国开放美国的国内市场,让北约和其他同盟国家在军事上和美国站在一起,购买美国的武器,美国在这些国家驻军。
其后果是扶持了两个国家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从服装、家电,到汽车等等,美国都竞争不过了,意识到了威胁。
于是,美国就打安全牌。德日如果对美国贸易顺差不妥协限制,美国就让苏联威胁他们。德国日本让步的方法不同,德国有钱,就补贴美国的驻军费。德国专心搞经济,让驻欧美军去挡住苏联的可能入侵。
美国对日本就不一样。日本的农业保护主义就很厉害。日本农产品比国际市场价格贵两三倍,美国想压迫美国进口他们的粮食、牛肉,日本高关税挡住不让进来。日本的大企业互相参股,美国想搞金融并购很困难。
于是美国就逼日本在1985年签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原来认为自己的制造业很厉害,结果被迫出走,同时产生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泡沫破裂后进入迷失的二十年。
日本和德国在金融上都是崇拜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吃了很大亏,因为买了很多美国的那些金融衍生品。
问题是,美国推行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最终结果,走向了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另一面:即美国失去全球化的主导权。
198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星球大战和大规模减税的政策,出现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里根没有印钞票制造通胀,而是大量发债。这使得利率上升,美元升值,于是美国的制造业企业成本大幅上升,出口受损,制造业开始往外转移。
这改变了整个美国经济格局。原来美国二战后的政治是美国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比如通用电气集团,既造导弹核反应堆,也搞民用家电。后来发现不如搞金融赚钱。通用汽车也是如此。金融资本是没有祖国的,在全球各地搞金融赚来的钱不回美国了。于是美国不但产业空心化、金融投资也空心化了。
华盛顿共识原来的算盘是,搞全球化,全球配置资源,海外成本低的地方生产,卖到美国很便宜,美国控制销售渠道。美国人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又能用价廉物美的产品。
美国低利率借债,但是海外兼并高收益回报。可以用金融的海外收益养美国的高福利,让全世界替美国人打工。但是美国没有估计到的是,自由化全球化打败了苏联、东欧,压制了日本,却偏偏输给了中国。
原来资本的海外收益不等于创造国内的就业。虽然目前高端产业还控制在美国手上,中低端的产业大部出走海外。但是中低端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比高端产业多得多。
于是美国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保障的负担越来越严重。美国财政负债高的原因,首先是医疗和福利的沉重负担,其次是军备竞赛。这导致美国没钱搞基本建设。
中国做中低端制造业,虽然利润薄,但就业解决得很好,吸引大量农民工进城,于是老百姓生活水平很快就提高了。经济规模提升,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也加快。
美国原来是想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国内做高端研发,低端去海外生产,资金利润回流美国。但是跨国资本却不愿回来,因为中国、爱尔兰等这些国家吸引外资的优惠税率都比美国低,所以利润都留在当地继续投资了。
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讲比较优势,自由化似乎是双赢的。但是从国际竞争的全局来看,各国的竞争能力不同,国家的相对地位就有升有降。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带动中国军事和金融地位的提升,打破了美国主导全球化的霸权地位。
观察者网:不过,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制造业回流,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陈平:的确是,奥巴马企图挽回制造业,但是美国制造业并没有大规模回流。
如果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足以和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竞争,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可以让制造业回流,那就是征收保护性关税,不让中国的中低端产品进美国。但奥巴马又是赞成全球化的,如果反全球化,给他捐款的高科技和金融企业就不干了。现在支持希拉里的,主要是索罗斯这些金融集团和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因为他们没有全球化就难以生存和扩张。
奥巴马时代,反全球化还搞了TPP,想把市场份额从中国转到越南去,扶植越南来中国制衡。但是同时又压迫日本和韩国开放农产品市场。
不少中国人害怕美国的TPP排除中国,会对中国造成威胁。 但是我觉得,如果TPP成功执行,首先打击的是日本、韩国的农业,日本韩国的汽车打击的是美国。中国可以坐收两败俱伤的渔翁之利。有趣的是,现在美国自己先放弃了。可知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已经力不从心了。
日本国内很抵制,但是安倍很支持TPP,目的是想跟美国做政治交易,希望美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间接打击人民币,给日本的量化宽松护航。人民币加入SDR篮子,钓鱼岛和南海紧张局势一炒作,人民币贬值。真实目的都是在打货币战,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转嫁损失。
特朗普比奥巴马更加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原因,是他看到美国推行全球化的高昂代价是美国当世界警察。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对抗不仅使美国无法脱身中东的泥潭,而且无法在基础投资上和中国竞赛。
特朗普最终承认美国的实力下降,无法维持冷战时代建立的国际秩序。只有美国从国际舞台上收缩,才有可能和中国等新兴经济竞争。所以,特朗普上台,打破了民主共和两党精英长期达成的维持“美国霸权”的共识,结束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向“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将正式承认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

金融及军火集团输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
观察者网:从竞选的过程中来看,有人认为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对决,是传统制造业和虚拟经济的对决,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陈平:希拉里和特朗普经济政策是矛盾的。希拉里要搞民权运动,搞医保,提高最低工资,这都要钱,钱哪儿来,就是给富人加税。
特朗普批评说,钱都在海外,几万亿资本不愿回来,加税只能让美国经济死得更快。特朗普说他要减税。问题是,减税之后,资金回得来吗,不一定。
特朗普和里根相信的一样,认为减税之后,经济增长了,收的税会更多的。但实践结果,里根时期资本仍然出走,经济增长没达到预期,财政窟窿反而越来越大。
所以希拉里和特朗普,一个加税,一个要减税,都不可能刺激美国经济。他们只是竞选的宣传,实际做不到。
有一点特朗普看得清楚:美国的财政赤字,三分之一是军备竞赛,三分之二是医疗和社保。医保福利削减很难,老百姓拿了不会吐出来,要减,选票就没有了。那么唯一的办法是减少军费。
所以,特朗普真正要搞的是军事收缩:为什么我要和俄罗斯、中国作对,我和你们搞交易,朝鲜、乌克兰那些事,你们自己管;中东,干嘛要和叙利亚作对,我和俄罗斯合作,打ISIS不是挺好。
这样可以省一大笔钱。不要忘了,特朗普是地产商,学中国用4万亿拿来修基础设施,这样地产商可就发了。
原来搞全球化,地产商发达持续不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曾经有过房地产繁荣的场面,但后来房地产泡沫还是崩溃了,因为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支撑。金融、军火工业在全球化和军事扩张中赚了大钱,地产商是靠边站的。
这一次,美国大选,反映的是美国中下阶层的不满,美国主导全球化的利益集团地位发生了逆转。
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是纽约地区的几个州,比如纽约洲、新泽西州等等。新泽西州州长也曾竞选总统,他输了之后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特朗普。
纽约地区这几各州,都是传统的冷战州,反共产主义的,特朗普这么受欢迎,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美国经济中心从五十年代的东部,转移到七十年代的西部,又从九十年代向南部转移。
美国西部的高科技企业发展起来后,加上好莱坞带动新媒体,纽约的传媒业也衰落了。纽约州这些地方经济每况愈下,恢复制造业成本太高。他们怎么办?有人就想到发展房地产。
传统支持民主党的几个制造业大洲,俄亥俄州、密歇根等等,因为企业出走,失业严重。原来都是民主党铁票,为的是提高福利。现在发现失业风险更大,蓝领工人就转头支持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
因为特朗普说,全球化、搞北美自由贸易区、WTO我们输了,工作被中国、墨西哥抢走了。
所以这次大选,就成了反对全球化的制造业大州,和支持全球化的金融、媒体、军火集团、高科技领域发达州的对决。
结果,竟然媒体和军火集团输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原因很简单,资本获利的是少数,劳工受损的是多数。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多数人对美国梦的自信。
观察者网:你还提到,特朗普上台是冷战政治的松动,还要看美国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的阻力有多大。请您具体谈谈。
陈平:美国总统的权力不大,所有的国内政策都是参众两院控制的。
美国此次特朗普当选,共和党同时控制了美国的参众两院。奥巴马时代,民主党控制总统,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民主党开始还控制参议院,现在参议院也丢了。共和党建制派的众议院议长是不支持特朗普的。所以,特朗普即使当上总统,能否推行他的政策,关键在能否整合竞选中分裂的共和党。
特朗普想重振美国经济难上加难
观察者网:更具体一点说,特朗普施政纲领,包括承诺投资550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减税和贸易保护来增加国内就业,并称要撤销“多德-弗兰克金融法案”,通过减税和转变贸易政策等手段重塑美国经济。据您分析,特朗普能重振美国及美国经济吗?
陈平:特朗普想搞国内改革,但国内政策未必能推行下去。历来总统权力最大的一条是发动战争,特朗普又不想通过发动战争来重振美国,能不能做成我深表怀疑。
比如我所在的德州,想修一条轻轨,从天津到北京这么短的距离,公民投票了20年,也没修起来。因为航空公司反对、旅馆业也反对。
此外,沿线居民也反对,因为有噪音,稍远的居民可能支持,因为他更方便了,房子也能升值。再远点的也反对,因为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要他们出钱来建铁路,收益不保,为啥要支持你。
所以特朗普想学中国,搞基础建设,就算加州要修高铁,有需要也未必能修成。因为利益集团冲突在民主政治下就瘫痪了,整体利益平衡不了局部利益。
印度,也想搞高铁,土地征不了;美国的问题是,利益集团平衡不了;俄罗斯是人口密度太低,高铁运营可能赔钱。中国的高铁能做起来有非常多的特殊因素,美国想学,很困难。当然,美国要维修公路、桥梁、地铁还是大有可为。问题在差钱。
特朗普想遏制全球化,马上金融集团的市值就跌下来了。他们怎么肯干?做房地产也要贷款吧,就给你找麻烦,房地产也会贬值。所以他当选要做成事也难。
所以特朗普唯一能做的短平快政策是外交。奥巴马做成几件事:比如伊拉克撤军的同时,怕右派攻击就同时在阿富汗增兵。阿富汗要撤军了,就在乌克兰闹事、叙利亚闹事,总要来平衡一下美国的国内政治。
所以,我们要等等,看看特朗普要做什么事。如果美国想要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就跟中国缓和,同时就可能在墨西哥闹事。总是要选一个软柿子来捏,才能显得他是个能人,不会全面让步的,他这个人有很大的投机性和灵活性。
减税如果执行,赤字一定会上升,如果发债,谁买?原来美国国债是靠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买。最近阿拉伯国家和美国闹摩擦。现在中国和沙特都在抛售美国国债。如果美国国债国外没人买,美国国内的利率就上去。现在是零利率,利率一上去,美国经济马上会放缓,难以实现特朗普经济加速的目标。
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里面没有一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做顾问。所有知名经济学家都不吱声,他们都觉得美国的经济问题,特朗普没戏,希拉里也没戏。以往竞选,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都有知名的经济学家。这次两个人团队里都是名不见经传的30多岁的年轻人,都在胡说八道开空头支票。
只要减税,利率上去,效果和加税差不多,企业逃得更厉害,想重振美国经济难上难。
中国与特朗普打交道 手段比奥巴马时代多
观察者网:如果特朗普真的走向极端,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要向中国征收45%或者一个比例的高额关税,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怎么分析其利弊,如何应对?
陈平:特朗普如果真的认为,只有一条路可以拯救美国,就是放弃自由贸易,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实行保护性关税,美国的产业会回来。但是,他要想到,回来的代价,美国消费品价格大涨,美国人生活质量加速降低。这样一来对中国是利大于弊。
原因是:一,中国搞自由化的人就没戏了。美国搞贸易保护,欧洲会跟进,自由贸易就没有了,他们保护的是落后产业,这只对中国有利。
因为中国有独立完整工业,我们生产服装、鞋什么的少出口点没关系。而且亚非拉等国家都会变成中国的出口市场和经济合作的势力范围,不但消费品靠中国,中高端也会靠中国。中国不怕他们打贸易战。
当然,国内醉心搞自由化的人就很恐惧,说我们这些年就是搞出口导向,一搞保护主义,美国市场没有了。其实美国不会搞全面的保护主义,因为损害美国高科技的海外市场。中国部分失去美欧市场,可以在其他市场扩张,总的会赢。
特朗普说要列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个是很好对付的。美国财政部列中国为汇率国,我们就是汇率操纵国了?我们财政部也可以列美国为汇率操纵国嘛。然后就打货币战争,牌都在中国手里,只是中国金融缺乏像粟裕那样的将才,否则中国金融没有理由跟着美国走。
操纵汇率最厉害的其实是美国,凭什么美元有那么大储备货币的比例,完全是靠不断发动战争获得的。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可以列为汇率操纵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英国当时有海军霸权的时候,也是汇率操纵国。
我们可以和美国搞务实外交。现在美国拉拢日韩,想制衡中国。朝鲜又有麻烦,美国不想跟中国斗,那么美国将朝鲜交给中国管,交换条件是美国和台湾问题脱钩,废除美台条约,中美就能合作稳定世界。要对抗,时间在中国一边。
我们给不给美国在拉美和中东制造麻烦,取决于美国是否继续支持台独、藏独、疆独、港独。现在美国后院拉美,都偏向中国了,因为他们需要中国投资。在中东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我们虽然不如俄罗斯那么凶猛,但是中国比俄罗斯的经济竞争手段更多。我们在南欧、拉美修铁路,可以用经济手段制衡美国的霸权。
打贸易战、汇率战表面上对中国短期不利,其实长远对中国有利。如果你美国贸易不对中国开放,金融业我们也不对美国开放,加州的高科技企业,想到中国投资垄断,中国可以有效管制跨国公司。
中国跟特朗普打交道,手段要比对付奥巴马更多,因为奥巴马重返亚洲,只是希拉里搞的什么软实力和人权外交,军舰飞机在南海兜一圈,纯属虚张声势,我们反而是加速造岛,海空军实力大增。
经济上,短期看,美国的收缩对中国有挑战。因为中国搞出口导向经济的还在试验自贸区,继续美国的自由化政策。一旦美国收缩,中国会对等打击自由主义政策,对中国有好处,投机的热钱想走,我送你走。因为投机的不愿意做来钱慢的事。中国不缺钱,只缺国际一流的人才。
美国一直游说中国金融开放,中国也搞了不少自由贸易区,我的理解表面大于实质的意义。TPP如废除,如果特朗普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就有名无实了,但我们可以搞继续推行双边和多半谈判。怕什么?
TPP对中国要求最严的,一是保护知识产权,这是对美国高科技企业有利的。二就是压迫中国降低国企比例。中国目前没进,如果进去,就是要压迫中国国企私有化,这次TPP一废除,等于美国虎掉了两颗牙齿。
特朗普想和中国和解,用的策略肯定和尼克松一样。尼克松知道越战赔钱,撤出越战,要和中国和解,美国保守派会说尼克松卖国。于是美国在和中国和解之前,先扩大越战规模,打到柬埔寨。证明战争扩大也无法收拾,再中美建交,这时候美国人才会说,尼克松干得好。
特朗普大骂中国,在南海虚张声势,他越是做出强硬姿态,越是可能会给私下交易做掩护。中国必须对美国的挑衅迎头痛击,才能以战逼和。跟特朗普打交道,必须先打硬仗,让他觉得中国打不趴,接着他就跟你握手做交易。必须先打疼。美国亏不亏不要紧,要打的特朗普疼,才会坐下来谈判。美国的老话说:“打不赢,就入伙。”
否则,如果打输了,他就会得寸进尺。毛泽东说得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往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历史的潮流在中国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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